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生
李钧鹏
2017年博士毕业后摄于新加披
李钧鹏，安徽合肥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部与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兴趣为比较历史分析、政治社会学以及社会理论。曾任英文刊物GYA Connections主编、Social Forces副主编与Studies of Transition States and Societies书评主编，现任国际社会学会会刊International Sociology Reviews主编以及数份中英文期刊编委。论文发表于《社会学研究》《社会》、Contemporary Politics, Politics and Religion,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等刊物，合编《历史社会学的技艺》（增订版），翻译《规训革命》《为什么？》《功与过》《身体之重》等著作，并主编“历史-社会科学译丛”“剑与犁”“米尔斯文集”以及“群学新知”译丛。担任国际社会学会出版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学会理事、文化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以及武汉市武昌区为先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2014年获国际社会学会第六届青年社会学家奖，2018年当选全球青年学术院院士。
编者按
当今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变迁，我们越发渴望深刻理解周围世界的变化。历史社会科学作为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交融的典范，已获得国内外学界的制度性认可，它通过历史图景去洞察复杂社会运行背后的机制，寻找国家治理和社会变迁的历史线索，形成经过社会科学认证的故事。深入其中理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历史社会科学的思潮和发展趋势？怎样把时间和历史带入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又该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从事有趣的、有个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本期政治学人专访华中师范大学的李钧鹏教授，让我们跟随他的心路历程和研究旨趣，结合知识社会学的视角，一睹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图景，探讨当前研究的困局。
学术经历与研究兴趣
PART 1
01
政治学人：我们了解到您的求学经历非常丰富，曾主修经济学，2003年开始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跟随朱迪思·布劳、查尔斯·库兹曼、查尔斯·蒂利与吉尔·伊亚尔研究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等学科领域。能否谈谈您的研究兴趣是如何形成与改变的，如何在诸多的研究领域找准自己的研究方向？
■ 李钧鹏
我自己在美国读书那些年并没有太多感觉，但回头看确实很漫长。回顾自己的求学生涯，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出国读博之前学的是经济学，而且没有上过任何一门社会学课，不认识任何社会学专业的老师和同学，所以我的整个社会学启蒙和教育是在美国完成的。包括我的几位导师在内，美国大部分文科教授不会手把手教自己的学生，也不要求博士生跟自己做项目，甚至没有“师门”读书会或例会，因此我漫长的社会学学习生涯基本以自己摸索为主。这并不是说导师不指导学生，而是说美国的大部分文科博士生必须自己主动学习，带着兴趣和问题寻求导师的指导。我记得在北卡罗来纳大学读博的第一年，有一次和导师朱迪思·布劳吃饭，我以玩笑的语气说：“您有什么好的论文选题一定要跟我说。”布劳教授立刻变了脸色，严肃地对我说：“你得自己找题目。”因此，无论是我的硕士与博士论文选题，还是更宽泛的研究兴趣，都是我自己在阅读和思考过程中确定的，是我带着兴趣找老师而不是反过来。
很多人说我的研究兴趣庞杂，这我从不否认，但这里面其实有一条线索，那就是理论性越来越强，同时研究主题越来越微观。我出国前学的是经济学，事实上在2010年前后我仍然合作发表了三篇量化的经济学论文，但我这些年确实对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的兴趣越来越浓。这里面也许有不可抑制的天性因素——我记得自己在写博士论文压力最大的时候以读古典哲学和政治哲学为消遣，包括柏拉图、J. S. 穆勒和诺奇克，最令我着迷的则是托克维尔。我前段时间还发了条朋友圈，说自己很理解塔尔科特·帕森斯对于理论建构的执着，因为我也是个“不可救药”的理论追求者。但这里面又有一个演化过程，而这和我找寻自己的研究方向有关。刚才说了，我的研究领域基本是在自己读书、观察和思考过程中确定的，而引领我的是私人的困惑。我研究一个东西，基本是自己先有了困惑，然后想给自己一个答案。
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学期上社会理论必修课，那对我来说并不是特别令人享受的过程，因为真的读不懂，所以我当时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会有一天教理论课，甚至以理论为乐趣。当然，我当时并不是完全不喜欢理论，事实上我当时狂热推崇理性选择理论，最崇拜的学者是詹姆斯·科尔曼和道格拉斯·诺思，甚至在课上理直气壮地说理性选择理论可以解释一切——这显然是经济学训练的影响。我对于理性选择理论早已没有那么狂热了，但直到今天，我还是钟情于逻辑清晰、表达流畅、富有解释力的社会理论，而对炮制概念、故弄玄虚的理论不以为然。我真正开始对理论有所领悟，其实是在学习社会运动和比较历史分析的过程中。我在博士一年级的下学期上了库兹曼教授的社会运动课，这门课只读了一本书，就是麦克亚当、塔罗和蒂利的Dynamics of Contention，中译本翻译为《斗争的动力》。从那门课开始，我对社会运动的动员机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这其中有一系列的理论议题，我也因此对查尔斯·蒂利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当时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蒂利的学生。上完这门课以后，我需要在博士二年级写一篇硕士论文。当时光寻找题目就花了我几个月的时间，最后我决定从自己的困惑入手。我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气功在中国大陆曾风靡一时，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衰落了？我最后写了一篇分析气功运动的硕士论文。这篇文章曾被克里斯蒂安·史密斯教授在他的本科生课堂上宣读，他后来转到圣母大学，是美国宗教社会学界的领军人物。这篇文章写完后就被我放进抽屉，近十年后才拿出去发表，还在2014年获得国际社会学会四年一届的全球青年社会学家奖。
在阅读蒂利的过程中，我又挖掘出第二个兴趣点，那就是比较历史分析，这里面又有大量的理论元素。而在大量的阅读过程中——我的书桌上永远堆着几十本等待阅读的英文书——我的英文水平发生了潜移默化但幅度惊人的提高。到了博士二年级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不怕英文了，因为阅读英文已经和阅读中文没有任何区别，而与此同时，我发现过去觉得不知所云的福柯、布尔迪厄、哈贝马斯甚至罗尔斯，开始变得亲切起来。在这一领域，我写了一系列文章，但并没有做出什么特别令自己满意的东西。我在这方面的一大理论兴趣是事件分析，也就是我们如何将一个事件到下一个事件的过程加以理论化，如何从中提炼因果关系。我希望未来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另一个困惑是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如果我们把知识分子的定义放宽，大家都知道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不是反对派（东林党人那种先不说），而是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为什么会这样？什么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权力的关系？我的一大志向是从长时段历史角度分析中国知识分子群体。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第一年是打算做政治社会学的，当时在蒂利的课上提交了一篇研究计划，主题是中国青年的政治参与，准备结合历史叙事、访谈、问卷和焦点小组研究方法分析以大学生为主的中国青年是不是不再关心政治。很可惜，蒂利于2008年去世，而我当时读到了尼尔·格罗斯的《理查德·罗蒂：一位美国哲人的诞生》（Richard Rorty: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Philosopher）。这本书对我影响深远，因为我第一次知道社会学可以研究一个人，更准确地说是研究一个人的知识形成——这本书被收入了我主编的“群学新知”译丛，也许明年能出版，而格罗斯的另一本书《美国高校中的学术与政治》今年有望作为这套译丛的第四本问世。这把我引上第三个兴趣领域，那就是知识社会学。我尤其感兴趣的问题是：一个人的研究领域、政治倾向、学术轨迹乃至音乐品味，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我的博士论文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立场如何受中国的政治文化、历史脉络与特定的互动事件的影响，就是我在这方面的尝试，而这项研究又启发我对整个知识社会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知识社会学研究人类知识如何被社会存在所塑造。毋庸讳言，这和我个人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在年轻时对性别与婚姻议题并无兴趣，觉得这些问题琐碎无趣。等我不再年轻时，家庭遭遇巨变，自己也被爱所伤、为情所困。我想弄明白爱为何如此之痛，爱情如何终结，爱情与婚姻为何变得如此脆弱。在这个过程中，我一方面重重拾自己对文化社会学的兴趣，另一方面对“过程社会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无论是恋爱还是分手，在我看来都是一场社会过程。由此，除了宏大的历史变迁与政治斗争，我开始对微观社会学产生了兴趣，而符号互动论成为格外吸引我的理论流派。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大工程，我希望花数年的时间来从事这项研究。我希望聆听恋爱与分手的故事，从中找到爱与不爱的过程。对于我来说，一项好的研究首先应该是有血有肉的研究。
这里我有两点经验之谈：第一，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代，研究议题的不同只是表面差异。一旦加以适度的抽象化处理，我们会发现这些议题背后有诸多相通之处。第二，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从来就不应该是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没有经验支撑的理论建构只是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没有理论反哺的经验研究只是庸俗的材料堆积。换言之，理论，只能是“关于什么”的理论；而经验，必须是理论视角下的经验。
政治学人：您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从事过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 李钧鹏
我觉得印象最深有两件事，一是买书，二是听讲座。我觉得好的大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就是讲座特别多。我这个人其实挺懒，在哥大读博的时候没有那么积极地听讲座，主要是觉得非常累，但是在哈佛大学每天听三四场讲座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不同讲座一般都在不同的地方，有的可能是学校办的，有的可能是政治学系办的，晚上又可能在附近哪一个书店。有时候我连午饭都来不及吃，买个三明治就跑去听另一个讲座。因为哈佛大学知名度和凝聚力比较强，吸引了一大批来自全世界不同学科的顶级学者，非常开阔眼界。此外，不同于国内，国外的讲座基本都是分享最新的研究。演讲者通常把还没有成形的研究拿过来讲，然后听取意见，这就是学术交流的一种表现。我现在也养成了这个习惯，别人请我做讲座，我不太喜欢讲已经发表的东西。我总是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任何一个人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而听讲座是一个非常好的捷径。
李钧鹏教授藏书约10万册，家中书本堆积如山
（来源：长江日报）
02
政治学人：您的博士论文主题是关于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形成。如今您对这个议题是否有一些新的发现？如何理解知识分子对当今社会的影响？他们的角色和行为是否出现了新的变化？
■ 李钧鹏
今天看我的博士论文，可以说已经很过时了，因为当下的知识界和十年前已经大不一样，更不用说二十年前或八九十年代。这个问题很大，我在这里只能说一个简单的观察，那就是今天的中国知识界已经不再像二三十年前那样关注宏大议题和抽象理论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热衷于辩论托克维尔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中国需要卢梭还是伯克，是间接民主好还是直接民主好，公民社会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到了新世纪，中国知识界又开始争论卡尔·施米特和列奥·施特劳斯对中国的价值。这些议题看似抽象，看似宏大，其实都有其内在的现实关怀。但今天已经没有人谈论这些问题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争论“主义”的社会，而是分化成了不同的群体，每个群体都有它自身的“有机知识分子”。
03
政治学人：您在筹备博士论文时访谈了大量的中国思想家，后来又和郭台辉教授共同出版的《历史社会学的技艺》访谈了数十位历史社会学名家。事实上，“政治学人”的学人专访栏目也致力于透过与名家学者的直接对话来切入前沿的学术研究，目前已有近百篇访谈成果，是政治学界首个以自媒体形式开展学人访谈的平台。在您看来，应该怎样做好学术访谈，与名家学者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 李钧鹏
我认为好的访谈应该是深度访谈而不是泛泛而谈，更不应该是哗众取宠，因此采访者应该认真做好功课，深入阅读受访者写的东西以及其他背景资料。我在做历史社会学家的访谈时，每个人的东西都认真读过，对他们的研究几乎都做到了了如指掌。还有一点是采访者不能笼罩在受访者的光环下，而要不断发问和追问。你看我做的访谈会发现，我的问题都非常短，因为我不希望自我表现，但我不停问问题，并不断追问，要求对方澄清答案。还有一点，采访者应该对访谈主题有一个大的把握，尽量做到举一反三，不要局限在受访人有意无意搭造的小天地里，更不能被他牵着鼻子走。
政治学人：可否请您举例展开谈谈？
■ 李钧鹏
你必须以你为主，因为访谈是你带着某种目的或主题来的，你不能让受访者喧宾夺主。很多受访者都有很强的表达欲望，你可以让他说出来，但是节奏、方向是需要你来把控的。当然这也跟你的前期准备工作有关，回到我之前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需要事先了解受访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比方说80年代他们在哪里工作，有怎样的学习历程，如果不了解的话就容易被对方带着走。具体到很多细节，比如谁从哪一年到哪一年在哪里工作，他的领导是谁，这些事实性信息我都会问清楚。简而言之，大的方向我来把握，小的地方需要不断打断厘清。还有一个就是观点本身，特别是受访对象在某种意义上属于精英群体，他有时候就会用一些他自己的概念、话术，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他所谓的竞争对手的观点，来询问他怎样看待彼此的差异。但切记自己不能丧失原则——我从来不会把自己放在哪一边，或者故意制造出一些对立，因为这样可能会影响访谈的公正性。
政治学人：回望这些访谈经历，您最大收获是什么呢？
■ 李钧鹏
我之前的受访对象都很有名，属于很大牌的学者，我跟他们没有私人关系，都是我直接联系他们，前期不免有些担心。但事实证明，绝大部分的访谈都非常顺利。其中当然有一个诀窍，就是在访谈时要建立起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在访谈开始尽量询问一些简单的信息性问题，等到客观事实逐步清晰，双方信任感提升后，再去询问争议性、专业性的问题。但核心其实是，学问越高的人往往是越谦卑的，因为一个人懂得越多，越明白学无止境的道理，越明白名气、地位、权力等所谓的光环其实不值一提。
李钧鹏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
历史与社会科学
PART 2
04
政治学人：当前学界历史取向的社会科学研究正成为一股热潮。在您看来，究竟什么是“历史取向的社会科学”？我们要如何在这些纷繁复杂的争论中，把握历史社会科学的定位与旨趣？
■ 李钧鹏
国内不少学者现在说历史取向的社会科学不是一个分支领域，而是一切优秀的社科研究应有的题中之义，或至少是一种研究取向。这种观点其实毫不新鲜，查尔斯·蒂利和沃勒斯坦在20世纪70年代就系统论证过了，更不用说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第一章就有类似的说法。其实你如果翻一下20世纪初的许多历史社会学著作，会发现这种观点早已有之。
我曾给一个英文百科全书写过“历史社会学”的条目，在里面说这种想法是好的，可惜现实是“骨感”的（大意）。我至今还是这种看法，无论就中文文献还是英文文献来说。在一种理想的状态下，无论是粗疏的对历史脉络和演变的关注，还是更理论化的对时间性以及事件的能动性的关注，都是美妙的、重要的，关键是如何做到，不管是经验研究还是理论建构。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写“口号式”的文章，这种文章太多了，对我们的知识增量没有任何好处。我们要做的是脚踏实地地阅读文献，知道这方面的研究做到哪一步了，然后想想我们能做出什么新的贡献。
政治学人：与之密切相关的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又是如何看待这一研究取向的？有人认为，当今跨学科的学术会议，学者们实际还是站在自己学科的主体性或者理论视角，与其他学科进行对话。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 李钧鹏
按理说历史社会学就是一个典型的历史学、社会学还有政治学进行对话的学科。但就我观察，许多参会者往往都是自说自话，对别人的发言不是特别感兴趣。但不管怎么样，不同学科的学者开始对话，本身就是一个好事，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其实我觉得学术会议可以参考读书会。我现在参加了一些本科生的读书会，发现了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大家共同阅读一个文本，每个人都围绕文本分享自己的想法，讨论并寻找一些共同点，这样可能效果会更好。但国内目前这样做的比较少，一方面是这个方式的效率不是很高，另一方面是大家的时间和精力比较有限，很难完全投入。
05
政治学人：历史社会科学中的领域和分支众多。总体而言，它们所注重的“历史”是何种意义上的历史？
■ 李钧鹏
这和上一个问题有关。这里的关键是历史社会科学所探究的“历史”并不是一个“死”的东西。一个历史事件或事实当然发生在此刻之前，它已经发生了，但我们想了解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一个一个小片段如何串联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并最终推动了大的结局，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对最终结局有何影响，事件进行过程中产生了何种意想不到的后果，事件创造了什么样的文化与情感，这些过去的事件或事实又如何以各种方式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政治和社会安排……总而言之，这里的“历史”不是一种结构性的、静态的、单面向的、无可争议的客观事实，而是需要我们深入挖掘的、有待解释的东西。如果这样理解，那“时间”的概念就变得非常厚实，我们就有了拆解它、分析它的理论工具。
政治学人：这与“时间”观念又存在什么联系呢？如何把时间或历史带入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
■ 李钧鹏
这里面可能就涉及到历史社会学所扮演的角色了。在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历史只是一个时间背景，但是当你把时间本身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历史是演变的，时间成了一个一个的变量而不是背景。比方从时间的强度来看，中国1945年到1950年的历史就可能和1930年到1935年的历史不一样，因为其中包含了不同密度的重大事件。时代变迁，不同代际的差异和共同点并不是均衡分布的，因为时间是和整个社会制度、背景文化密切关联的，社会某些时段的变化可能是加速的，甚至是产生了质的飞跃的，所以在社会科学中，很多研究者对不同时段的时间及其性质的理解会影响他们选择的研究时间范围。
2017年5月，李钧鹏参加博士毕业典礼
06
政治学人：历史社会学的发展，从摩尔到斯考切波与蒂利，再到拉赫曼、巴基、戈尔斯基、裴宜理等众多学者的不同研究路径中，出现了三波历史社会学的思潮。您如何评价这三波思潮的发展？尤其是“第三波思潮”，和90年代的文化转向密切相关，尤为强调历史情景中的主观能动，这对历史社会学或社会科学本身的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 李钧鹏
我首先想说，所谓的三波历史社会学的划分来自于2005年出版的《重塑现代性》（Remaking Modernity）。我们要小心的是，三位主编当时属于新生代学者，她们把自己划为第三代历史社会学者，多少有为自己树立学术合法性的意味，而且这种划分，尤其是第二波和第三波历史社会学的划分，其实遭到了相当多的质疑。我个人也不是很认同这种划分，因为所谓的第二波学者并没有忽视文化，没有忽视行动者的能动性，扣在他们头上的结构主义者的帽子也未必那么准确。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本书里面的作者基本都是在美国受过学术训练的学者，而他们的学术风格和欧洲学者（无论是英国还是欧洲大陆）不太一样，和中国的历史社会学更有肉眼可见的区别。所以，如果真要区隔，我觉得更关键的区分是学术传统的不同。
其次，对文化给予更多的关注，这本身是一件好事。总体来说，我觉得历史社会科学的发展态势越来越好，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但我不太赞同以“文化范式”取代“结构范式”的做法，一来这里面的差异被刻意放大了，二来文化在因果解释链中到底扮演何种角色还需要在具体研究中深入分析，还有就是我觉得结构分析迟早会再度崛起。简单说，无论是研究主题还是研究方法，我都是个多元主义者。我始终觉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需要小心呵护的健康状态。
政治学人：您提到了学术传统的国别差异，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可否举例说明一下？
■ 李钧鹏
研究者本身所处的学术脉络会影响其学术产出。不同国家的学术传统就有很大差异，哪怕直到今天这个网络时代，甚至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是讲英语，但除了极个别经典人物，英国和美国的学者基本上还是跟本国的学者进行对话，即使是吉登斯这么一位大家，他的对话对象还是英国学者居多，其中许多都是美国人不太了解的英国社会学家，而不是与我们想象当中那些同时代来自不同国家的知名学者。我认为，研究一个人或者某种思想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其对话对象是什么，脉络是什么。
政治学人：那您觉得是否有必要打破这种不同国家学术传统的分化呢？
■ 李钧鹏
我觉得一个优秀的学者，肯定要试图打破，或者说至少试图融合不同的传统，这就是一个进步的体现。学术不应该总是搞小圈子，学术的对话应该打破壁垒，用平等的态度来进行讨论。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的导师蒂利在社会运动和历史社会学研究名气非常大，但他上课布置的阅读材料从来没有他自己写的。他说，你要是对我的作品感兴趣，自己下去读就好了，我不想强求你们读我的东西。他这个行为对我的影响很大，比如我现在正在编一份英文书评刊物，经常有国内的同行找我投稿，有的人写的书评就是他的老师或朋友的书，这种情况我一般都会拒绝。因为一个有价值的书评，应当保证作者和书评人不能有利害关系，所以既不能是作者的好朋友，也不能是作者的敌人，更不能是作者的学生或老师，不然客观性就会存疑。但是国内很少有人像我这样想，甚至有人觉得我少见多怪、没事找事。
政治学人：回到刚刚的问题，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划分的，或者说，您是如何梳理这些理论思潮的呢？
■ 李钧鹏
任何一种划分都是一种理想状态，因为它们从来都不是泾渭分明的。比方说，我们经常谈论结构和能动，但这实际上是一种理想的格式。例如大家一般会觉得蒂利是偏结构的，但其实他晚年好几本著作都具有非常多的符号互动论色彩。我在写作过程中也不会贸然进行类似的划分，我更多是议题导向，比如针对某一个概念讨论其前后的转变。划分阵营和学派的做法常常出现在教材和课纲里面，而我更希望看到的是一种理论的来龙去脉。
07
政治学人：当下历史社会学也浮现出一些新趋势，例如有的在资料上更注重档案、口述史与内部文件，有的引进历史维度的量化技术分析，有的注重解释因果机制，还有的关注历史情境对微观个人的影响……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展望历史社会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 李钧鹏
我可以说很多，比如一手资料的使用，比如对外语的熟练掌握，比如跨国合作的增多，比如各种技术的精细化，比如对于“过程”的分析，比如历时性比较和纵时性比较的运用，但我这里最想说的是，跨学科研究是势不可挡的趋势。这不仅是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交融，还包括心理学、经济学甚至哲学和文学。相应地，未来的杰出学者不仅要懂历史，懂理论，还要懂方法。当下的学术界有一些不太健康的“圈子”文化，这是我感到非常遗憾的，但我相信年轻一代终究会突破固步自封的小圈子，真正做到心胸开阔、兼收并蓄。
李钧鹏在读博期间参观普林斯顿大学
08
政治学人：在历史社会学的古典传统与现代发展中，不少学者注重从马克思、韦伯、布罗代尔、埃利亚斯、福柯、陈寅恪等思想家或学术传统中汲取资源与灵感，您如何看待这些研究倾向？您在相关论文与研究中，也非常注重托克维尔的研究传统，认为他建立了一种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历史社会学。托克维尔是如何进入您的研究视野的，他为什么重要？
■ 李钧鹏
只要能做出有趣的研究，我觉得都是好事。如果只是为了论证过去的人说了什么，那属于思想史或学说史研究，我觉得有价值，但并不是我特别感兴趣的。我更感兴趣的是，搬出过去的人和学说，到底对当下的我们有什么启发。我会把它转化为一个知识社会学议题，比如埃利亚斯到底为什么一开始被埋没，后来又重建天日；比如为什么社会学家相比政治学家，对理性选择的抗拒程度要高得多；比如为什么斯宾塞、萨姆纳等社会学先驱在政治光谱上属于古典自由主义，后来的社会学家却有了重大的转变；比如为什么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在政治学和社会学内部的地位与发展态势大不一样。至于托克维尔，他始终是我最为推崇的几位思想家之一，是那种每一段甚至每一句都有精彩洞见的不朽学者。
政治学人：您刚刚提到了思想史、学说史，相近的还有概念史、观念史等概念，您如何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注意到您近期的研究是从知识社会学理解社会学理论史，为何选择从这一视角切入呢？
■ 李钧鹏
除非是专门做关于这几个概念的梳理，否则没有必要刻意划分，因为其中虽然有不同的路数，但整体上是相通的。而对我来说，我更喜欢把它做成一个理论化的个案，也就是提出一个明确的问题。这被称之为社会学的社会学，就是用社会学的分析工具来分析社会学史中或者社会思想史中的一些问题。不过，单纯发挖掘某一个人可能意义不大，但你把他放在当时的语境下，却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这些问题得出的结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当时的时代背景，因为它挑战了一些程式化的想象。正如刚才说的，我对过去的人和学说感兴趣，但我不想就事论事，而会进行适度的抽象化，提炼出一个社会学问题。那么这里面的一个大背景就是社会思想的古典起源。任何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当时的社会思潮的延续，但我们的标准教科书把这些人和观念写得太过于理所当然，似乎社会学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那么自然而然产生了，似乎马克斯·韦伯就那么自然而然成为一代宗师。我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系统质疑这种看法。
李钧鹏于2014年在日本参加国际社会学会世界大会
09
政治学人：历史社会科学在当下中国学界似乎也日益兴起，不同的谱系与学术取向争相迸发：有的注重对传统社会的理论分析，有的注重对因果机制的分析，政治学领域也提出了“历史政治学”的分支。您能否谈谈历史社会科学在当代中国的兴起？它能为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什么契机？
■ 李钧鹏
2011年我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正在系统学习历史社会学。有一天收到素不相识的郭台辉老师的电邮，邀我一见。他当时刚去纽约大学访学，正打算转向历史社会学，读到我刚刚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觉得我是同道中人。我们后来一起做了美国历史社会学家的系列访谈，而且有许多交流。当时历史社会学在国内还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领域，几乎报不出几个人名，而“历史政治学”这个词更是闻所未闻。十年的时间，历史社会科学已经俨然成为“显学”，我个人感到无比鼓舞。
但我们要注意，历史取向的研究在中国社会学界和政治学界的兴起存在微妙的区别。中国历史社会学的兴起更多是学科自身演化和发展的产物，尤其是新生代学者成长的代际效应，而中国政治学界对历史取向的研究产生兴趣，可能和政治学研究在当代中国遇到诸多瓶颈有关，因此才出现了中国政治学的“社会学化”和“公共管理化”，因此才有一批学者试图从历史中寻找新的知识增长点和学科发展空间。无论如何，只要我们摒弃“圈子文化”，对不同取向的研究持开放和平等交流的态度，只要我们认真学习已有的成果，而不是“口号先行”“立场先行”，未来必定会产生一大批杰出的研究，可以给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产生实实在在的贡献的研究，因为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田野提供了太多的精彩素材。
教学兴趣与未来计划
PART 3
10
政治学人：您的翻译经验非常丰富，翻译出版了戈尔斯基的《规训革命》、蒂利的《功与过》《为什么？》等数本著作，同时还主编了“历史-社会科学译丛”“剑与犁译丛”“米尔斯文集”等。事实上，专著的编译被一些人戏称“费力不讨好”，您也提到自己为了这些工作下了大功夫，因此，对于学术专著的翻译和编校，您有何心得？是什么让您坚持进行这些工作的？您目前的专著、译著、译丛、教材等书目的写作进度如何，今后还有什么计划设想吗？
■ 李钧鹏
目前出版的只有五本，还有两本即将出版，另有一两本早已翻译好的书因为一些原因至今无法出版。还有几本是我校对了译稿的书，但我不算译者。我之所以做翻译，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爱读书，想把一些读过的好书跟别人分享。我自己在学问上没法跟这些大家相比，所以觉得与其“灌水”，写一些没什么含金量的论文，不如脚踏实地做一点翻译。我主编了四套译丛，也基本上是出于同样的考虑。相应地，对于学术翻译，我的心得是：第一，如果你对这本书不是很感兴趣，那就不要接手——学术翻译最好跟你的研究领域相吻合；第二，一旦接受，要确保你读懂每一句话，不要不懂硬翻译——这听起来容易，但我读到了太多译者根本没读懂原文的译文；第三，一定要勤查字典，勤搜索。关于我自己的研究，还是容我逃避这个问题吧——欠债太多了！但简单说，我首先有两本知识社会学教材拖了很久，必须集中精力写出来。在这之后，我希望能写一本研究人们如何“分手”的书——前面已经提过了。爱情当然有意思，但爱情的终结更吸引我。我做研究喜欢反其道而行之。
2001年李钧鹏在武汉大学攻读硕士
11
政治学人：在学术兼职上，您担任国际社会学会出版委员会委员、International Sociology Reviews主编、Studies of Transition States and Societies书评主编以及多份中英文期刊的编委。能否请您谈一谈英文学界在学术前沿、期刊发表、学术评价方面与国内学界的异同？国内学者在国际顶刊的发表主要存在哪些挑战和机遇？
■ 李钧鹏
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我还是简单说一句吧：感受最深的一点是做学问的方式和路数很不一样。举个自己的例子。我和博士生合写了一篇论文，写了很久，自认为是自己这几年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结果先后被几家知名中文期刊退稿，连外审都没送，基本意见是对中国的实践缺乏指导作用。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我不太有资格回答，因为我基本算是个失败者。
政治学人：您对美国学术界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有哪些？
■ 李钧鹏
我觉得美国学术圈的同行评价很有分量。比方说你是一个学者，在某一个美国大学任教，你评职称晋升是没有硬指标的，只是靠本系（有时也会请一些外系）的几个资深教授来商讨评定。他们都和你做的研究有关联，负责对你的学术能力进行专门的评价。但是很多人担心，如果没有量化的标准，人际关系就会比较复杂。不过，美国学术界已经形成了这种文化惯例，评选商讨会保持透明和清廉。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学院的结构性因素不一样，每个学者都可以自由申请资源，其成果的最高评价和荣誉都来自于同行组织，比如美国社会学会、美国政治学会。那些荣誉头衔，例如终身成就奖、学会会长，都是全体会员投票决定的。
在美国，同一个系的老师们的研究领域通常比较分散，因为他们需要搭配各种课程，教理论的、教方法的、教统计的、教定性的，什么都有，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现象。我觉得一个学院或者一个系，老师的研究领域越多元化越好，百花齐放是一个好事。当然这并不代表他们之间没有交流。事实上，同院系的老师们对彼此的研究比较熟悉，比如前面提到同行都会仔细阅读你的学术成果，再进行评审和投票。
我在哥大读书的时候，我们社会学系每周三中午都会安排固定的讲座，从本系到外系，还有外校的老师都会来做讲座。基本上每次讲座都是满员的，一般从中午12点开始，持续两小时，现场会为听众提供免费午餐。我当时的印象是，不仅有很多学生来，许多老师也都会来。而且讲座设置比较平等——座位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来迟了，哪怕是个教授也只能站着，学生不会让。而且就像前面说的，不同研究领域的老师彼此交流也很频繁。一个理论性的讲座，教社会统计的老师都会自愿来听。每次办讲座，系里那些资深教授，甚至是已经退休的教授都会来听，还会积极提问。我记得当时系里有一个很资深的教授叫赫伯特·甘斯，他是公共社会学的提出者，还是美国社会学会前会长，当时已经80岁了，即使讲座的研究题目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他都会很感兴趣地聆听和提问。作为学生，我也经常听讲座，其中很多可能跟我现在做的研究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但只要有兴趣我都会去听，无论是内容还是提问得到的反馈，对我来说都是受益匪浅。
李钧鹏博后期间在哈德逊河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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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人：在教学方面，您曾提到在国内教书更有成就感，在华中师范大学为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学生开设“历史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知识社会学”等许多课程，也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北卡罗莱纳大学开设Methods for Social Research等本科课程。您认为自己在诸多方向的授课中收获了什么？是什么动力支撑您完成这种体量的课程教学？有的课开设了许久，您是怎样进行课纲调整和时间平衡的？
■ 李钧鹏
大体而言，我自认为是个合格的老师，至少我对于教学的态度是认真的。虽然说教书育人是大学老师的最重要职责，但人人都知道，投入教学不“划算”，教学是个良心活。那是什么支撑我投入教学？我想是我对教学的热爱。我已经不算新老师了，但我现在对教学的态度和当初一样，我始终将教学视为一件神圣的事情，这对我来说是教师这个职业和其他职业不一样的地方。我当然知道不是每个学生都喜欢我的课，不是每个学生都爱读书、爱这个专业。我也有过许多挫折，但每次看到年轻学子那纯真的面孔，那充满求知欲的表情，我就觉得自己别无选择。至于说收获了什么，我不想说“教学相长”那些漂亮话，至少在我这里，教学占据了大量做科研的时间，我也没有拿过任何教学奖或荣誉。所以，我收获的大概是一些学生私底下的肯定以及我从中获得的满足感吧——我确实培养过一些相当优秀的学生，这是我最大的满足感。时间平衡也说不上，因为我的课，即使教过很多次，还是觉得压力很大，每次课前一天还是要从早到晚至少备一天的课，熬夜到凌晨三四点是常有的事。我上课方式很老套，基本是我全程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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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人：在学生培养方面，您向来支持学生尝试“有趣”和“有个性”的研究，那么在您看来什么是有趣的选题或研究？在国内文科类学生的培养机制方面，对于不同阶段的学生，尤其是那些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您认为应该怎样度过求学生涯？
■ 李钧鹏
显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有趣”标准，但我觉得一项研究必须要回答一个困惑——因此你的答案必须要有惊喜，要有“出乎意料”之处，而且必须要提供新的知识——如果只是重复常识，那就不是有趣的研究。我经常跟学生说，你的研究首先应该是你可以口若悬河跟别人说两个小时而不觉疲惫的题目。我还想说一句：好的研究题目不是你坐那儿想半小时就想出来的，而是需要长期阅读和思考的积累——只有先博览群书，才能后灵感不断；只有先深入田野和生活，才能后实现理论与经验材料的良性互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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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人：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解答！我们的访谈也进入了尾声。能否分享一下您未来的学术研究规划和学生培养的期待吗？在您看来，怎样才能保持长久的学术热情？对于那些正在奋斗的年轻学人，您有何建议或期待？
■ 李钧鹏
我未来还是打算保持自己的“狐狸”本色，多条腿走路，让兴趣引导自己的研究。但由于我在指导学生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所以我这一两年写的东西都是和学生合作的。短期内可能还会这样，但我未来打算减少招生，花更多时间在自己的研究上——这也算是对自己的保护吧。
对于博士生，我有很高的期待和要求——如果他们不能做到在自己的领域至少获得国内同行的广泛认可，那不如不走学术这条路。对于硕士生，无论将来做什么，我都希望他们学习期间能脚踏实地读一些书，找到一个他们感兴趣的研究领域，选一个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题目，写一篇拿得出手的论文。对于本科生，我希望能把自己对社会科学的热爱传递给他们，更希望能培养一些读书的种子——目前已经出了几个好苗子。
说到保持学术热情，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要有好奇心——一个学者的可贵品质是从寻常中看出不寻常，从不寻常中找出规律；第二，多读好书，少读烂书。
我对于年轻学子的建议是：做人当脚踏实地，治学要仰望星空。
李钧鹏老师与采访者赵冉的合影
本文转自“ 政治学人” 2023-07-13 ，感谢“政治学人”授权转载。
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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