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考研，马克思主义考研容易吗
作者: 艾四林 杨金海 李惠斌 主编
责任编辑：董喃 等
出版社: 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2-8
回应时代发展之声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世界传播通考》序言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杨金海
开展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世界传播通考这项工作之所以必要，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总体而言，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实践发展的必然，也是世界学术界和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深入研究探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逻辑必然。马克思曾经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呼声。”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19世纪40年代诞生并逐步在世界各国传播开来，是因为它紧扣了时代脉搏，回答了时代之问。
19世纪40年代至今170多年间，马克思主义推动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取得了辉煌成就，特别是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并带动一大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展现出社会主义发展的光明前景。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以苏联为首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使社会主义逐步失去优势，最终造成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由此引发世界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深刻反思。
在我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人们对以往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观点等也提出了不少质疑。特别是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些重大问题上，人们普遍感觉到过去没有弄清楚，需要重新加以理解。邓小平曾经说过：“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他后来又强调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于是，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大问题。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学术界展开了多方面讨论，形成了很多思想观点。
国际思想界的情况也很类似。为回答时代面临的课题，人们重新回到“经典文本”，力图弄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最初含义。于是，在国际思想界，20世纪出现了“马克思学”“列宁学”等研究学派，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EGA版）研究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历史学派等。这些学派虽然形式不同、目的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力图回到经典文本，把握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真谛。这种情况20世纪80—90年代在我国理论界也出现了，最有代表性的是有的学者提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口号。由此，学者们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著作，讨论了各种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方式，如“以马解马”，即用马克思的话解读；“以恩解马”，即以恩格斯的话解读；“以苏解马”，即以苏联式马克思主义解读；“以中解马”，即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解读等。这些讨论对人们从不同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因为对文本的理解各有不同，争论仍然不可避免。
随着问题探讨的深化，人们进一步追问起“文本翻译”问题。关于这一点，在西方学者中有一种影响很大的观点，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国家的本土化过程中，发生了性质变化。如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经过中国语言转化的、具有浓郁中国文化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美国学者施拉姆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翻译传播、历史条件和中国文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深受中国传统哲学中“实事求是”“阴阳”矛盾等思想的影响，这与基于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相去甚远。德国学者李博在《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一书中，专门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术语在中国的翻译问题。他认为，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人民”“民主”“社会”“革命”“专政”等术语，在从欧洲文字翻译成中国文字过程中发生了变异，加入了很多中国传统经典和语言文化中的含义；加之不少术语直接从日语借来，含义变化就更大。所以，在他们看来，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不能只看苏联等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和实践，还是要回到原始的经典文本中去。
在我国学术界，也有人认为中文版的“文本翻译”存在问题，所以，力图回到经典著作的外文文本即欧洲语言文本中去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例如，有人认为《共产党宣言》中的“消灭私有制”翻译错了，影响了对所有制改造的理解，这是我们在很长时期内追求“一大二公”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根源所在；应当翻译为“扬弃私有制”，即对私有制既克服又保留。此种理解似乎可以为改革开放政策提供理论支撑，但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实用主义解读嫌疑，因此，同样遭到了其他人的批评。
随着对经典文本翻译问题探讨的深入，“版本研究”被提上日程。人们发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翻译者对经典著作中重要术语的翻译是不同的。比如《共产党宣言》一书的英文译本，19世纪50年代之后流行的麦克法林译本与19世纪80年代后流行的穆尔译本有很大差别。这表明由于历史条件不同，人们对马克思主义重要观点的理解是在不断变化、不断深入的。中国的情况更是这样。比如，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共产党宣言》有6个完整而独立的中文译本，其中对“消灭私有制”的翻译均不完全相同。所以，要准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重要观点，就需要深入研究这本书的各个版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历史性的文本比较研究。
对经典文本、翻译、版本研究的深入，又促使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兴盛起来。人们发现，只孤立研究某一经典著作的文本、翻译、版本还不够，要深入把握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理解的变化，还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传播的完整历史，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名字以及主要术语的翻译，经典著作的片段翻译，经典文本的完整翻译以及出版传播等。比如，100多年来，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在不断变化。拿《共产党宣言》英文本来说，尽管“socialism”即“社会主义”这个术语没有变化，但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含义是不断变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晚期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早期不同，后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又与马克思、恩格斯有很大不同。所以，要真正弄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就不仅需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还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传播史是两个概念。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经典作家本人思想的发展历史；传播史则是其他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接受史。“传播史”研究涉及翻译、出版、教育、运用等许多环节。只有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才能澄清人们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的模糊认识，也才能避免重复劳动。因为有很多现在争论的问题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有的早已解决，但由于人们不了解历史，常常旧话重提，造成重复劳动甚至造成新的思想混乱。“传播史”研究可以有效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史，需要把分散于各个国家的经典文献收集起来并加以系统地考证研究。
关于这项工作，国际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其局限性十分明显。比如20世纪20—30年代，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首任院长梁赞诺夫为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EGA¹），就收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以及当时已经出版的不少经典著作文本，但后来由于梁赞诺夫被撤职、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与列宁研究院合并等原因，大规模、集中地从事这项工作就被中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学者又做了不少这方面工作，使这项工作到60—70年代得以继续进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EGA²）被重新启动。此外，梁赞诺夫还建立了“马克思学”的概念与研究框架，但这些工作主要是为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服务的，主要收集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写作与发表的著作以及相关的著作手稿，没有做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世界传播史的考证研究。
在这方面，除苏联学者外，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后来也做了一些工作，但其中存在的问题更多。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国学者M.吕贝尔提出的“马克思学”，力图从资产阶级学者的角度对马克思学说作专门的所谓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中立性”的、“科学”的研究，为此还专门办了一个刊物叫《马克思学研究》。此后，一些学者也加入这一研究队伍。应当说，这些研究对发掘史料，了解马克思的生平、事业、著作、思想等发挥了一些作用，但其阶级偏见是很明显的。他们只研究马克思，不关注恩格斯，甚至制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在国际学术界造成了思想混乱，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我们国内学术界的发展。他们更不可能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全面收集整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并研究其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在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世界的传播已经有一些成果，但缺陷也很明显，主要是研究不全面，成果比较分散。有的学者从翻译经典著作的角度研究，有的从外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考察角度研究，有的从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派流变角度研究等。中央编译局的学者们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于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需要，中央编译局前辈学者就在不断研究梳理经典著作的各种语言文本和文献，并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传播的初步研究。同时，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形成了初步成果。1955年，于深翻译了苏联学者柯托夫的《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一书，由时代出版社出版；1956年，孟世昌翻译了苏联学者巴特里凯也夫的《俄国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出现——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他一些著作或文章也零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世界传播的情况。
受苏联专家的影响，20世纪我国学者也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和中国的传播。比如，北京大学的黄楠森教授等于20世纪50—60年代，就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史，70年代初编成油印本；改革开放后，他与施德福、宋一秀教授一起正式出版了三卷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后来又与庄福龄、林利一起主编了八卷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1998年，黄楠森教授主编高校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其中第二、三章讲19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的传播和发展；第四、五、六章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俄国、西方以及中国的传播和发展。20世纪80—9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徐崇温研究员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该丛书从不同侧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献在世界的传播和影响情况。其他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其传播方面也都有一些成就。
进入21世纪，我国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世界传播方面的研究成果更多，视野更广阔，特别是深化了分门别类的研究。中央编译局的学者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比如中央编译局马恩著作翻译部的专家们加大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研究介绍；该局研究部门的专家们还先后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大型丛书，如《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等，为我们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传播提供了丰富资料。
我国高校和有关研究机构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方兴未艾。特别是随着近些年我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及其传播研究的深入，推出了一大批丛书，如北京大学顾海良教授牵头编纂的《马藏》（目前已出版14卷），聂锦芳主编的《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12卷），清华大学杨金海、李惠斌、艾四林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丛书（100卷），复旦大学连续多年编写出版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等等，这些成果也都不同程度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世界的传播情况。
但是，就总体而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世界传播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亟待加强。只有摸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世界传播的情况，至少是在世界各主要国家、主要语言区域的传播情况，才能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传播的总体情况及其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巨大影响。这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也密切相关。只有理清早期马克思主义在日本、俄国等传播情况，才能更加深入地了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渠道、内容等。
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世界的传播情况研究清楚，才能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典藏体系的整理编纂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考证研究。马克思主义典藏体系应当说至少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核心层，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手稿以及最初发表的文献；二是基本层，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原文版（亦称MEGA版），《列宁全集》俄文版等经典著作的外文版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二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一、二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三是外围层，包括经典著作各种版本的选集、文集、专题读本、单行本以及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代表性著作。这些经典文献有上千卷，可以与中国历史上任何典藏系列（如儒藏、道藏、佛藏）相媲美。顺便说一句，马克思主义典藏体系的建立将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化典藏基础的确立，它和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一起构成中华文化的典藏体系，其意义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和传播史研究本身。根据这个想法，我们不同单位或部门的学者应当根据自己的工作实际开展工作。马克思主义典藏体系的核心层、基本层实际上一直是由中央编译局在做的，也比较完善了。我们今天最需要做的就是“补短板”，即把外围层中的各种零散的历史性的经典文本文献，包括在国际上流传的经典文献收集整理起来，供大家作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研究之用。这些国际性、历史性的经典文献也很多，所以应当首先把170多年来在世界各主要国家传播的、主要语种的、比较完整的经典著作文本整理出来，以供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版本研究、传播史考据研究等急用。
随着当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深入发展、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以及我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我们急需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影响，以便回应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发展特别是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的关切，更好地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可见，我们开展《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世界传播通考》丛书的编写和出版工作，不是一时激动的产物，而是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国内国际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逐步深化的逻辑必然，做好这项工作也是当务之急。这项工作做好了，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和文本、版本、传播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的传播、发展和深远影响；有助于建立世界上最完整的、兼备中文和外文等多语种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体系；有助于我们通过各种语言文本的国际比较、历史比较研究，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学理性建设；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吸引更多的青年学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有助于深化中外学术文化交流，扩大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理解，廓清思想，统一认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
（节选自《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世界传播通考》丛书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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