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以下哪一项是微观经济学研究的问题
1.洪武时期
明蜀王府遗址发掘中的洪武瓷器在数量比例上较其他朝代少，其中御用瓷器仅见两例。
第一例为2013年考古出土明洪武红釉模印云龙纹盘标本（图一）。该盘为洪武时期典型的宫廷御用制式，内壁采用模印工艺云龙纹，工艺精湛，所印云龙细节一丝不苟，细腻清晰，立体感强烈。圈足平切，通体施以高温铜红釉，器底涩胎无釉，并且处理十分干净。
然而，因为烧造温度过高，红釉中的铜离子对温度极为敏感，火候稍过之后，铜离子从釉层中便挥发和逸出，出现了这种类似褪色的现象。纹饰内凹之处，亦可见到红釉原来的发色。外壁近圈足处有明显的缩釉痕迹，有自然的“火石红”现象。
图一明洪武红釉模印云龙纹盘标本
残长：16厘米，残宽：3厘米
2013年四川省成都市东华门蜀王府左花园遗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刘雨婷绘图
该式样见于洪武御用盘碗，一般以内壁龙纹和盘碗内心折带云纹（或品字云纹）组合装饰，除了青花和矾红彩，传世所见尚有白釉、红釉、蓝釉、酱釉、黄釉等多种颜色釉品类。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例明洪武红釉模印云龙纹盘（图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一例明洪武白釉模印云龙纹盘（图三）、英国布里斯托博物馆藏有一例明洪武霁蓝釉品类（图四），这三例皆与明蜀王府遗址出土的红釉标本为相同的模印范式（图五），为洪武官窑瓷器当中典型代表产品。
图二明洪武红釉模印云龙纹盘
高：3.2厘米，口径：19.4厘米，足径：11.9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三明洪武白釉模印云龙纹盘
高：4.2厘米，口径：21.1厘米，底径：13.5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四明洪武霁蓝釉模印云龙纹盘
英国布里斯托博物馆藏
从严格意义上看，明蜀王府遗址出土的该件明洪武红釉模印云龙纹盘标本属于瑕疵品，釉色不正，底部缩釉明显，仍被赏赐给了蜀王府，这说明洪武初年物力维艰，即使有瑕疵不足，依旧在不影响正常使用的情况下，赏赐给蜀藩，这也是洪武时期内府器用制度的一种表现。
相比之下，在永乐时期，如此瑕疵之物，很难走出珠山御器厂，必将其砸毁掩埋。因此，将本品的烧制年代定为洪武时期，笔者认为更加准确。器用处理制度不同，必将昭示洪武与永乐两朝各自不同的御用瓷器烧造体系与管理模式。
图五明洪武模印云龙纹盘对比图
目前景德镇窑址信息显示，洪武时期这一类模印器物的烧造地点不在御器厂之内，而是在元代以来窑业烧造实力较强的市区戴家弄、落马桥等中心窑场。洪武时期，官方选择元代窑业优秀的窑厂承造御器，也符合元明之交备受战争破坏后的景德镇窑业实际状况。
因此，该例在蜀王府左花园遗址出现，对研究明初洪武官窑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2016年蜀王府遗址考古出土的另一例明洪武永乐翠青釉模印龙纹碗（图六），造型小巧可爱，应属于茶碗，存世未见同类之作，也未见于珠山御器厂窑址发掘公布资料，其烧造年代应属于洪武永乐之交。
图六明洪武永乐翠青釉模印龙纹碗
口径：10.6厘米，底径：4.2厘米，高：5.5厘米
2016年四川省成都市东华门蜀王府左花园遗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从存世实物上看，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一例明洪武红釉模印云龙纹碗（图七），胎质坚细，红釉静谧深沉，圈足旋修干脆利落，皆为洪武时期的制瓷工艺特征。与明蜀王府遗址出土者相比，造型上略微不同，红釉碗更为端庄敦实，然而尺寸和装饰纹样十分相似，两者有着同样的风格面貌和时代气息。
在模印范式上看，蜀藩该例内壁模印云龙纹（图八），为典型的洪武时期“定夺样制”的内府制式之作，模印纹饰清晰，十分精细。通过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其图案范式特征为龙首威凌，鬃发后扬，脖子瘦长，仍暗藏元代遗留的神兽古风。
从制作工艺上看，模印工艺为洪武官窑器物中普遍应用的一种工艺。此例圈足处理方式为平切足，干脆硬直，这种工艺也为洪武时期特征。通体施以翠青釉，温润泛碧，此釉应为专门配制，虽少见，却是技术成熟。
图七明洪武红釉模印云龙纹碗
口径：10厘米，高：5厘米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图八明洪武永乐翠青釉模印龙纹碗与模印云龙纹图
刘雨婷绘图
综合以上因素，笔者认为该例制作年代更多接近于明洪武后期，然而模印纹饰、圈足处理工艺等已逐渐向永乐时期的成熟细腻工艺接近，鉴于洪武时期窑业面貌之模糊，以及明初御器厂实际创设年代所存在的争议，也不排除其为洪武永乐之交时期的产物。
可以肯定的是，此类器物不在御器厂烧制，但是属于典型的洪武御用瓷器。如今在明蜀王府遗址发现，这就清楚表明此物是来自洪武永乐时期宫廷对蜀王府的御赐之物。
目前，明初尤以洪武时期的景德镇窑业面貌尚未有清晰的学术研究结果，洪武官窑是当前一个非常核心的学术问题，它是元明窑业发展衔接的重要一环，是景德镇陶瓷史研究的疑难点。
因此，探讨洪武时期御用瓷器的具体烧造年代和详细窑址情况，需从同一时期更多其他实物例证、制瓷工艺和窑址发现等多角度出发。
明蜀王府遗址出土的洪武官窑器物，对于了解洪武官窑、藩王用瓷制度以及中央朝廷与藩王之间的互动关系至为重要，极大地丰富当前的学术认知，让我们了解到除了景德镇窑址（烧造地）、南京都城（使用地）以外，尚存在另一重要的地点——明初藩王封地，也存在洪武御用瓷器。
2.永乐时期
永乐白釉温润细腻，微泛脂光，冠以甜白之雅称。永乐时期的御窑白釉产品十分丰富，《明太宗实录》载：“回回结牙思进玉碗，上不受，命礼部赐钞遣归，谓尚书郑赐曰：‘朕朝夕所用中国磁器，洁素莹然，甚适于心，不必此也。况此物今府库亦有之，但朕自不用。’永乐皇帝所言“甚适于心”的“洁素莹然”之磁器，也就是永乐一朝御窑白釉瓷器。
2016年明蜀王府遗址考古出土了一例甜白釉盘（图九），素雅静穆，为明初典型的宫盘制式，甜白釉色犹如凝脂，造型优雅端正，圈足高深，镟修考究，丽质非凡，为永乐甜白御瓷之典型代表。
2016年同时出土了明永乐甜白釉佛龛（图一〇），为目前仅见的一例，极为重要。龛体分为两部分，由龛盒和龛座接胎而成。器物造型饱满，线条流畅，神龛中空，壸门为仰莲瓣形，通器满釉，洁白无瑕。因造型特殊，其成型、烧造工艺较普通器物更难，体现了明初御器厂的皇家制瓷工艺水平之高。
图九明永乐甜白釉盘标本
残长：17厘米，残宽：4.5厘米
款识：“果”
出处：2016年四川省成都市东华门蜀王府左花园遗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图一〇明永乐甜白釉佛龛
口径：5.7厘米，高：15厘米，底径：10.8厘米
出处：2016年四川省成都市东华门蜀王府左花园遗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3.宣德时期
蜀王府遗址出土宣德时期瓷器四例，两例为碗，两例为高足杯，都属于明代宣德时期在御器厂所烧造的御用瓷器。这两例撇口碗，造型饱满，制式端庄稳重，为宣德时期标准宫廷制式（图一三、一四）。
碗外壁青花绘云龙纹逐火珠，近圈足处装饰变形仰莲瓣纹一周，碗心双圈绘折带云纹，碗底为“大明宣德年制”楷书款，青花发色明艳青翠，同类的器物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两例，后二者尺寸略大，品质更高（图一五、一六）。
显然，这两例属于宣德一朝宫廷对明蜀王府的赏赐之物。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例青花所书的宣德款识被磨，碾上“庆”字。碾字为铭仅见于蜀王府遗址中出土瓷器，是蜀藩之特色，青花款何时被磨去，“庆”字款含义所指，都值得深入的研究。
图一三明宣德青花云龙纹碗
款识：青花“大明宣德年制”（磨去）
2013～2016年四川成都东华门明蜀王府左花园遗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图一四明宣德青花云龙纹碗
款识：青花“大明宣德年制”（磨去）、碾刻“庆”
口径：15.1厘米，足径：6.1厘米，高：6.3厘米
2013～2016年四川成都东华门明蜀王府左花园遗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图一五明宣德青花双龙戏珠纹碗
款识：“大明宣德年制”
高：8.8厘米，口径：21厘米，足径：8.9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一六明宣德青花双龙戏珠纹碗
款识：“大明宣德年制”
高：9厘米，口径：21厘米，足径：8.9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另外两例分别为明宣德青花云龙纹高足杯和明宣德青花矾红海水瑞兽纹高足杯，这两例造型一致，尺寸相近。此式高足杯，制作精良，存世极为罕见，为宣德御窑级别非常高的御用瓷器。
明宣德青花云龙纹高足杯（图一七）外绘双龙逐珠于壬字云纹之间，腾龙威严，云气缭绕，绘画细腻，青花提炼纯净，发色翠艳，隽美典雅。此例原为高足杯，高足部分被整齐磨去，仅剩下一截。同类存世仅存数例，可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一八）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图一九）。
图一七明宣德青花云龙纹高足杯（磨足）
款识：“大明宣德年制”
口径：10厘米，高：5.3厘米，底径：2.5厘米
出处：2016年四川省成都市东华门蜀王府左花园遗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图一八明宣德青花云龙纹高足杯
款识：“大明宣德年制”
高：8.9厘米，口径：10厘米，足径：4.4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一九明宣德青花云龙纹高足杯
款识：“大明宣德年制”
高：8.9厘米，口径：10厘米，足径：4.4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另一例为青花矾红海水瑞兽纹高足杯（图二〇），高足杯外壁青花绘饰海水为地，留白出飞鱼、天马、文鳐等祥瑞海兽纹饰，这些来自山海经中的上古瑞兽，它们的出现，寓意天下太平、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杯心双圈书两排六字款“大明宣德年制”，通体施以透明釉高温烧制而成。后使用矾红彩为留白的瑞兽纹进行填饰细节，再度送入窑内烘烤而成。
因这件在明蜀王府左花园遗址出土，其保存环境中的土壤水分致其矾红彩有所剥落。其功能为酒杯，这类小杯造型优美，做工精致，曲线自然，为宣窑中高足杯的经典之作。明蜀王府遗址出现两例，可见宣德时期朝廷对蜀藩的器重与蜀藩于众王之中崇高地位。
图二〇明宣德青花矾红海水瑞兽纹高足杯（磨足）
款识：“大明宣德年制”
口径：10.1厘米，高：5.1厘米，底径：2.4厘米
出处：2016年四川省成都市东华门蜀王府左花园遗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图二一明宣德青花矾红彩海水瑞兽纹高足杯
款识：“大明宣德年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二明宣德青花矾红彩海水瑞兽纹高足杯
款识：“大明宣德年制”
高：9厘米，口径：9.9厘米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图二三明宣德青花留白海水瑞兽纹高足杯
款识：“大明宣德年制”
高：10厘米，口径：11.8厘米，足径：4.9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四明宣德青花矾红彩海水青花瑞兽纹高足杯
款识：“大明宣德年制”
高：8.8厘米，口径：10厘米，足径：4.5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两件瓷器的高足部分都被整齐磨去，剩下较短的一截。通过观察明蜀王府同时出土的瓷器，可以发现还有明宣德正统仿哥釉高足碗标本（图二五）和明正统至天顺云南玉溪窑青花枝莲纹碗标本（图二六），它们均原为高足杯，后被磨去相同的一截，这是在其他藩王府所未曾见到的特殊现象。笔者推测与这一目的是改变和下移器物的重心，或者是满足与其他材质盏托结合使用的需要。
图二五明宣德正统仿哥釉高足碗标本（磨足）
残长：10厘米残宽：6厘米
出处：2016年四川省成都市东华门蜀王府左花园遗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图二六明正统至天顺云南玉溪窑青花月华缠枝莲纹碗标本（磨足）
残长：13.4厘米，残宽：6.2厘米
出处：2016年四川省成都市东华门蜀王府左花园遗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虽然这些器物年代有早晚之分，但是被磨足的处理应属同一时间，应是为了满足某个藩王的使用习惯。关于磨去高足的具体时间，笔者认为，宣德本朝御赐两例高足杯，应是备感荣誉和珍惜。因此，磨去高足的实际时间，很有可能是宣德以后。
图二七明洪武青白釉刻云龙纹荷叶盖罐
口径：25.6厘米，高：37.6厘米，腹径：37厘米，底径：22厘米
盖最大直径：27.8cm，口径：20cm，高：5.8cm
出处：1970年山东省济宁市邹城明鲁荒王朱檀墓出土
山东博物馆藏
图二八明洪武青白釉刻云龙纹梅瓶
口径：4厘米，高：29.6厘米，腹径：16.3厘米，底径：9.7厘米
出处：1970年山东省济宁市邹城明鲁荒王朱檀墓出土
山东博物馆藏
图二九明洪武青白釉模印云龙纹盘一对
口径：18.1厘米，底径：12厘米，高：3.9厘米
出处：1970年山东省济宁市邹城明鲁荒王朱檀墓出土
山东博物馆藏
图三〇落马桥出土的明洪武暗刻龙纹大盘标本
图三一明洪武青花云龙纹玉壶春瓷瓶
高：39.4厘米，口径：9.3厘米
1958年河南省荥阳市贾峪镇周惠王墓出土
图三二明洪武青花梅瓶盖
河南省开封市朱仙镇周宪王墓出土
图三三明洪武青花云龙纹春寿铭梅瓶
日本大阪东洋陶磁美术馆藏
图三四明洪武青花云龙纹春寿铭梅瓶
上海博物馆藏
图三五明洪武青花云龙纹春寿铭梅瓶
高：36.8厘米，腹径：21厘米，高：36.8厘米，腹径：21厘米
发现：河南开封
来源：1944年Sir William and Lady Burrell
捐赠给英国格拉斯哥市
英国格拉斯哥美术馆布莱尔收藏馆藏
图三六明永乐青花龙纹瓷锺
铭文“承奉司正统二年造金钟盖四两九钱”
口径：15.6厘米，高：10.4厘米，底径：4.1厘米
出处：2001年湖北省钟祥市大洪村梁庄王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青花云龙纹瓷锺，内壁口沿饰一周卷草纹，碗心双弦纹内饰折带云纹。外壁纹饰为双龙戏珠，龙身细长，五爪雄健有利，予人力量之感，鬃发浓密呈昂扬向上之势，与“壬”字形云纹组合装饰。器壁弧度变化微妙，极富美感，胎质坚硬致密，釉色白中泛青，纯净细腻。青花为当时进口钴料，发色妍丽，浓重处见铁锈斑。
此例为永乐御窑样式龙纹的典型代表，龙纹气势威风凛凛，明早期时代特征明显。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明永乐青花云龙纹盘（图三七）所饰龙纹神态等细节都与本品一致。永乐御瓷高足碗在本朝也属于珍罕之物，同一形制尚见大英博物馆藏明永乐红釉留白云龙纹瓷锺（图三八），可资比较。
图三七明永乐青花云龙纹盘
口径：19.2厘米，足径：11.6厘米，高：3.7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三八明永乐红釉留白云龙纹瓷锺
大英博物馆藏
图三九明宣德青花瑶台赏月图瓷锺
口径：15.5厘米，高：10.1厘米，足径：4.2厘米
出处：2001年湖北省钟祥市大洪村梁庄王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图四〇明正统青花庭院仕女图瓷锺标本
残长：12厘米，残宽：9厘米
出处：2016年四川省成都市东华门蜀王府左花园遗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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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以下哪一项是微观经济学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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