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考研专业，河北师范大学历史学考研专业
编者按
本文接续作者前撰《中国史学的个性——刘家和先生史学思想发微》一文，在重读唐刘知幾《史通》基础上，梳理有关历史意识的言说，并结合当下史学理论动态，对史学本质相关问题进行了阐发。文章首先比较了中西历史意识在具体形式和表现上的差异，重新审视了中国传统历史学的总体意境、史学形态，并对中国传统史学中，如实录、直书、褒贬、疑古、史才等若干命题进行了再思考，指出中国史学应保有自身之独立性，中西史学不可只取一端，应适当融合。
摘要
历史学在文化经验中展开。中国文化注重历史理性，由经验认识事物原理构成主要认知途径，故历史意识凝重，史学充盈于一切知识之间；欧洲文化重逻辑理性，故哲学统摄史学。中欧史学具体形态、表现差异，皆与此相关。细读刘知幾《史通》，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历史学总体意境、史学形态，以及实录、直书、褒贬、疑古、史才等命题，可以感知此种凝重性。当代史学理论探讨过度聚焦于19世纪欧洲客观主义史学缺陷，于中、西历史学更远传统关照不足，在对欧洲客观主义史学矫枉过正基础上提出的种种历史学“转向”说，多基于对历史客观性的否认或规避，虽各有扩展历史学视野意义，但就其涉及的历史学本质问题而言，失之轻率。
历史意识；历史学；刘知幾；刘家和
作者简介
赵轶峰，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亚洲文明研究院院长，《古代文明》杂志执行主编。
文章来源
《古代文明》2023年1月，第17卷第1期，第3-12、156页。
自现代历史学兴起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历史学根本问题的思考主要在西方历史哲学语境中展开，历一个世纪有余，渐成习惯。学者研究史家、史著、史学历程时有发明，遇有纯理论问题，多赖征引西方著作。是以中国史学理论界人员众多，用功勤奋，然以翻译、介绍、解释西方史学理论为主要事业。试于半个世纪以来国际史学理论中查检，影响较大之新思潮、新理论无不来自西方。西方文化哲学底蕴深厚，西方历史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有精到见解，中国现代史学之兴多受其益，毫无疑问，然而哲学与史学并非等同，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史学传统之理论意境极少措意，故其所思所论自有局限。如就晚近西方史学理论而言，其批评锋芒集中指向19世纪欧洲史学之“客观主义”，而后者恰是欧洲学术思想自身产物。晚近史学理论新思潮之总成绩，一在揭示19世纪欧洲史学某些绝对化思维误区；二在拓展史学视野，增加若干思路。其弊则在于对19世纪欧洲史学观念之失抨击有余，对于其得珍视不足，刻意反其道而行之，矫枉过正，以至研究方式稍有新意，即称历史学发生“转向”。前一“转向”对整个历史学意义尚未阐明，后一“转向”已然宣布。其状如陀螺，浮华浪漫，不名所之。可见西方史学理论纠结不少，倘若亦步亦趋，未免自惑。当今世界与19世纪不同，并无任何一种文化系统足以引领一切。故探讨史学理论根本问题，无论中外学者，皆需关照各种史学传统、经验，需在跨文化史学理论融通、互视方面有所措意。民国不论，当今前辈学者中于此多有贡献者屈指可数，刘家和先生为其翘楚。前曾撰《中国史学的个性——刘家和先生史学思想发微》一文，梳理研读刘家和先生所论中国传统学术之历史理性、通史精神、求真致用之说，深觉先生所论，有开启方向意义，逐步理析，前景愈宽。今接续前文，在重读唐刘知幾《史通》基础上，梳理有关历史意识言说，结合当下史学理论动态，略陈管见。其他当细读揣摩论著尚多，留待日后讨论。
一
中西历史意识之差异
此处所说历史意识，指关于人类社会经验关联性之感觉、知识、意象。此种意识本身为历史经验组成部分，故其深层倾向，需在特定文化传统中理解。雅斯贝斯（Karl Jaspers）比较世界文化，认为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多个文明中“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轴心期觉醒，各自独立发生，非由一点播散，因而各有理路，此为后来世界文化多样性重要基础。此一觉醒之共性在于，所涉各个文明皆以自己方式，进入对于宇宙、世界、生命意义、社会合理性、道德境界通体认知之自觉，形成各自知识探索之思想路线，从而提升知识扩展速率，文明气质升华，并将文明推送于特定文化方向而使其他可能性边缘化。雅斯贝斯的观察与中国历史情况基本契合。其语焉不详者，在于究竟各文明轴心期时代觉悟由怎样要素构成及如何引导各自后来文化、历史演变。刘家和先生则指出，中国轴心期时代文化觉醒突出“历史理性”特色，此与同时期欧洲文化注重“逻辑理性”构成对比。此种“理性”，一指“人对于事物的性质与功能的思考与论证”；二指“事物自身存在的理由与理路”。理性既为人凭借自身能力推究事物原理和价值并据以选择行为之自觉，历史理性即指通过人类以往经验探究事物之所以然之自觉。此一倾向，构成中国文化特色之一。
历史理性初非历史学专业观念，乃体现于关于宇宙、社会、政治、文化、伦理各领域思考之整体、通达意识。刘家和先生曾就其与国家政治密切融合进行讨论，指出：周人探究“天命”可以移易之理，晓悟由“民视”“民听”认识“天视”“天听”之反思路径，形成德政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将道德理性与历史理性统一，使民本政治价值理念与历史学一起走向发达。在此过程中，个人伦理、政治理念、历史诠释与书写得以会通。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然而并非各家皆能达到同样程度统合性，儒家独能其事，与其系统整理、诠释先前时代历史典籍相关。孔子时代历史典籍已多，周有志，晋有乘，郑有书，楚有杌，孔子博览众书，而择取其至关紧要者，以高度现实关怀心态，整理诠释，所有前代经验，用以发抒本人政治理念。故云：“昔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而贼臣逆子惧。”司马迁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因而孔子所为，根本而言，为历史学与政治学融通之事，由是奠定中国传统历史学经世精神。儒家成就历史学，历史学亦成就儒家。
此一传统，为司马迁于汉初完成《史记》之基础。《史记》上承孔子，“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此种目标，超出追述往事、求取直接经验教训局限，直指天下至道。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非仅个人雄心，且为历史理性精神诉求。此中已含今人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之意。此种精神于整个文化中一以贯之，故明王守仁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庖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历史学以“载道”为本，故与古代政典一体而不能分割。章学诚所谓“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亦为此意。由此可知，从往事中求证道理之历史意识一以贯之，历史学在中国文化中居核心地位。
此种情况，在中国史学史中不过常识，但与西方史学史比较，立显巨大差别。西方早有史学，同时即有历史意识，然而逻辑理性占主导地位，历史意识只能从属。刘家和先生曾经引述柯林伍德（Robin Collingwood）关于欧洲古典时代“本质主义”及其“反历史”性的论说，指出这种倾向与中国古典时代的历史理性迥然有别。雅斯贝斯亦有类似看法：“相形之下希腊科学并不钟爱真实事物，观念、类型、形式和前世知识引导它们偶然选择了其攻击点，这使它们忽略了大量的真实。这也适用于它们对经验对象和希波克拉底许多著作的轻视态度。”注重“观念、类型、形式和前世知识”便于发展形而上学，而“忽略了大量的真实”则导致对人类具体经验之轻视。历史学于欧洲固有独到成就，但在古典时代，没有成为认识事物根本途径，在中世纪时代，复受神学支配。及至现代世界观展开、历史意识充分觉醒时代，历史学确立合法知识地位，仍需经历复杂探讨，需通过使历史学侧身于科学方得实现。而历史学既然并非因自身独到认知价值而成立为合法学科，毕竟仍是附庸。因此，历史学思维乃至所有论证，恒需依赖科学、哲学知识体系及逻辑方被认可。此一进展于当时之结果，即历史学之过度科学主义化，此为欧洲19世纪历史学主要成就与局限共同根源。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理论界批判19世纪欧洲史学所揭，如所谓线性历史思维、“客观主义”等等，皆此之属。然而西方晚近反省虽多新见，却于历史客观性、历史认知可能性多所怀疑、否定，其种种“转向”之说，亦多含摆脱历史思维之意，其间滞碍，不一而足。究其本源，要在对于历史学作为合法知识之犹疑，再度炽兴。前后波折，皆与历史学在欧洲文化传统中长期附庸、独立根基虚浮有关。
中国文化重视人事、经验，倚重历史学而形而上学薄弱，此为中欧文化精神分殊之一端。刘家和先生曾指出，西方史学重普世史、共时性、空间，中国史学重通史、历时性、时间。此为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两种文化精神取向在历史学本身发展中之后果。充分注意历史意识在整个中国文化中融会所有知识之轴心作用，当可体察中国古人历史意识何以深沉。此种意识，不仅在于其努力把握变中之常，常中之变，前赴后继书写古往今来历史经验，而且达于终极关怀。中国古人重人事，“敬鬼神而远之”，历史学并未从属于宗教。其于个体生命局限性之安置，既然无法寄托超自然存在，实际着落于历史书写。是以中国古人敬畏历史，将“名垂青史”视为获得永恒之路径。刘知幾言：“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蹻，商、冒之与曾、闵，俱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读史至此，虽可追问言者是否过度自信，甚至睥睨众生，然而著史郑重其事，乃至不为当世名利之境界暨史书关系“不朽”之义，不可小觑。近人论史，雅好虚名，时或以发行、点评、阅读量为说，甚乃曲为迎合，凝重虚浮之间，不啻千里。
二
中国传统史学之形态
历史学既已凝重，其体现于史学形态，自然复杂多样。约略言之，可得数端。
官史学传统为贯穿始终之特色。不晚于商周时代，国家机关的历史记载活动已经制度化。当时史官所司，为记载当下发生之事，记录过于事后书写、编纂。刘知幾称：“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按《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斯则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并称，汉武帝时“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马谈为之。汉法，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唐初，“别置史馆，通籍禁门。西京则与鸾渚为邻，东都则与凤池相接，而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当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之为史官时，其职能已较古时有所扩展，文献、记述、修纂兼而领之，又兼天文、日历之事。故《史记》虽为个人所修，然而非为史官，其事难成。后世史官，皆为常设，史馆因事而设。就明代言之，翰林院官即为史职，身居清要，玉堂金马，为大学士进身之阶。
官史学固极发达，又与私人修史并行。孔子之前，周王室暨各诸侯国，皆有官方史书。其时私人是否可以著史，不得而知。可确知者，孔子所为并非延续前代史官之事，而是私人修纂史书。孔子以水边林下之人，取官修史书而删订之，“笔则笔，削则削”，可知私人修史，并非禁忌。所成之书，举世以为经典，传注解说，随之而起，于是史学成天下公器。以私人而言天下既往之事，纵横驰骋，内容固以庙堂经验教训为主，然而已非当下记录，要在贯通，意在载道。故孟子称其书，“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其后私人著史，累累相因，数量远在官修史书之上。私人修史，实际构成民间思想文化一大空间。
编年史完备，为中国传统史学另一独到之处。孔子之前，史籍体裁已非一端，记言、记事，各有其传。然而孔子于各种可能之间，独取编年，所作《春秋》，为后世史书一大宗本。不仅诸编年史如《资治通鉴》之类直承《春秋》，即使纪传体通体、断代史，分本纪、传、志言之，仍取编年次第。后世实录亦非当时记录，而为皇帝去世之后方始编纂之史书，兼有保存文献、记述经验与评价功能。纪事本末体，就以事为章言，异于通体编年之史，然而叙事之法仍取时间次第，不脱编年根基。刘知幾论编年体之长：“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此种编年史，为发达水平史学体裁，与柯林伍德所谓罗列事件而无思想，“剪刀加浆糊”式之编年史，以及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所说作为历史之尸体的编年史皆有根本不同。刘家和先生曾就中西编年史根本差异作专文讨论，事理已明。
纪传体史书为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独到建树。纪传体之长，要在分类纵横，交错呼应，功能最为周备。刘知幾称：“《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现代史学兴起之后，问题研究成为主流，历史编纂学已然转向，故今人欲知一代史事，眼花缭乱，多难采择。所谓史学“碎片化”，实非晚近注重社会史、微观史所致，由历史编纂学言之，乃现代史学之初，即发其端。
编纂学发达为中国传统史学一大特色。古人编纂史书，固以国家政治、显著人物行迹为主，于现代社会而言，局限在所难免。然而体裁之长，不可因古人见识局限而予忽视。今人若拟作一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周备之史，仍可参酌损益。其体有长于目下流行大多数史书体裁者，可以断言。编年、纪传各具短长，相得乃彰，是以中国古人二者并存，且于二体之外，不断创新。刘知幾称：“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各家纷纭，诸体繁多，并非古人无事生非，要在诸体各有所长。孔子即曾有言：“疏通知远，《书》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因不以任何一家、一体为尽善，得代有出新。
史学因轴心期觉醒而确立基本地位，因《春秋》《史记》而确立编纂学传统，官私竞相治史，形成普遍文化，遂成历代赓续编纂史书之传统。此一现象亦为中国传统史学所独有。《史记》之后，历代史书，断代多于通史。究其缘由，乃因将前人纂史与今人纂史视为同一事业，不欲使之断裂，亦不轻言颠覆。故若前史过简，后人为之传注；有阙遗者，后有增补；有散佚者，后有辑佚；有舛误者，后有校勘。诸凡一代之史，虽皆以王朝统治为中心，然而内容远超政治范围。食货关系经济民生，天文关系信仰、科技，地理、沟渠/河渠关系水系、水利，礼于制度之外关系文化，艺文关系学术、艺术。故中国古人著史固为政治教训，亦为提点一代知识境界，若以帝王将相家谱视之，不免偏颇。
著史于文化、社会体系中居如此崇高地位，从业既多，历代赓续、创新，成就历史编纂学之发达。如史学史家言历代史书，多举“史家三体”，然而古人著史固不限于三体。刘知幾于“正史”之外，仅“杂述”之书，即列出10类。刘知幾未及论而更为显著者，为历代政书。唐杜佑《通典》，启于上古，迄唐中叶，分类记述历代典章制度。就内容线索而言，其书类似今人所说专门史，即国家制度史。就时间范围而言，为古今通史。宋郑樵《通志》，融合纪传、谱、略各体裁，综括上古迄于当时政治、文化、科学知识，就时间范围而言，亦为通史。而其综揽广阔，就内容而言，略当综合史。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体例本于《通典》，分门别类之下，详述沿革，多录原文，且兼存异说，加以折衷。三书合称
“三通”，后代续编，成“十通”之数。前三通体裁并非严格一致，后续体裁各依所续，目录分类，通列史部。与唐以后文化重回大一统格局后再次整合相关，唐朝对前代制度发明择善而从，如均田制、府兵制、科举制等等。与此相应，唐朝注重法律、制度体系文本编纂，所制《唐律》，精神暨文本形态延续至于明清。此后又有会典编纂，作为法典体系组成部分，具有法律效力；对于后世，则为史书。此类典籍，实际融立法与存史为一体。就此而言，中国历史著作，并非皆由历史学家编纂。人类历史上著史与国家施政暨社会事务之融合，别无如此之深切著明者。
前述种种，仅取数端，远不能涵盖中国传统史学形态之全貌，如谱牒、方志当作专论。凡研治中国史学史学者，于此无不可以连篇累牍，开举多端。传统史学含诸多缺陷，无可讳言。此处要点在于，前述复杂、持续之史学形态绝不可能在以著史为政治家借题发挥或文人自我表现之事文化氛围中形成，以史学为理解人类事务根本知识构成一种文化意蕴。历史学并非任何文化系统独有之事，其得失亦非欧洲19世纪史学可以囊括。今史学理论家探求创新为应有之义，然而若言历史学整体“转向”，还需考虑历史学范围、体量、形态，三思而行。
三
中国传统史学若干命题
著史在中国文化中地位既与西方情况不同，则其史学理念与西方历史哲学命题亦多差异，其中多有于今日思考史学理论不无参考价值者。略举数端，以见大意。
（一）实录、直书
中国古人治史，推重实录。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引刘向、扬雄之语，称二人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师古，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此种实录，指所叙述之事，理路明晰，有说服力而不炫耀文采，朴素而非鄙俗，行文率直，述事有据，不做过度吹嘘，不故意埋没善行。这显然是涉及论理方式、行文风格、语言品味、事实依据多方面之综合概念，并非仅指所书写内容符合事实，更与今人所诟病之以为史家叙事可以达到绝对客观程度之说大有不同。其实，班固并不以为司马迁完全做到刘向、扬雄的评价程度，认为司马迁之书详于秦汉，于前代思想家事多有疏略，甚至有抵牾处，且其崇尚黄老、退处士、进奸雄、崇势力、羞贱贫，皆不可取。然而班固于治史推重实录，认同无疑。后刘知幾论史有云：“夫史之叙事也，当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盖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其标准与前述略同。明初修纂《元史》之宋濂也有语云：“然而史书甚重，古称直笔。不溢美，不隐恶，务合乎天理人心之公，无其事而曲书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书者尤非也。”由此可见，实录为古人撰写史书所追求理想境界，具价值观、风格、知识等多重尺度。因其为理想境界，实际做到而全无瑕疵者，罕见其人，即司马迁亦不能免于批评。然而史家并不因其难能，将之放弃。
前述言论中，已见实录与直书、直笔相互关联，实录为总体境界追求，后者要点则在于史家存心。《史通》设“直书”专篇，首云正直为“君子之德”，继言世人多趋邪而弃正，自陷于小人。究其原因，在于直道易与权力相抗，遭受摧折，故守直为难。世事尚且如此，而史家所司“申以劝戒，树之风声”，若直书“贼臣逆子、淫君乱主”之事而不掩其瑕，将使其“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尤易遭逢忌惮。故古来直书，行于“可为之时”可成其良史、直笔之名，行于“不可为之时”则“或身膏斧钺，取笑于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于后代”。是以直书难能，实录难遇，后人不可苛责史家有曲。然而曲直之间，高下如同云泥，亦可断言。此种直书并非以为史家可以实现书写之绝对客观性，而在主张史家保持正直、诚实。今人将兰克史学主张翻译为“如实直书”之类，颇致混淆。刘知幾评价史书，亦重曲直，如责魏收、牛弘之书，“心挟爱憎，词多出没。”此类情况或因智识、才力不足，然如存心阿谀，即成罪人：“其有舞词弄札，饰非文过……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准此，史家时有曲笔，所在难免；刻意为之，获罪千古。近年史学理论，颇多因反拨19世纪欧洲史学过度“客观主义”之失而流于历史不可知论、过度相对论者，读者当取之与中国史学传统中实录、直书意蕴反复参酌。中国古人所尚实录、直书，固非绝对“客观主义”，而古人深知史家难以书写绝对真实，然而并不放弃求真、求实目标，苦心求索。倘无此种追求，则中国传统史学全成空洞。与此比较，时下所谓“后现代主义史学”不过发现“客观主义”史学不能达到绝对客观程度，遂并历史可知性及史学求真可能性一举颠覆，因噎废食。
（二）褒贬
史书记载人类经验，本质为自我省思。因为此种性质，史书编著者无法彻底置身事外，无法以观察、书写非人事物同样心态观察、书写历史。史家价值观或隐或显，必定渗透于历史书写之中。此点古今中外，并无例外。问题在于，史家主观性，包括道德、得失之褒贬与求真之间究竟为何种关系。史家不求真，史书丧失经验价值；史家无褒贬，并无可能，刻意为之，失去思想空间。故史家之难，在于把握二者间中道。然而事涉精微，时至今日，权衡仍为难题。中国传统史学于此多有论说，虽不足为法，推敲琢磨，不为无益。
刘知幾称：“昔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而贼臣逆子惧。凡今之为史而载文也，苟能拨浮华，采贞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堤防，持雅之管辖，凡为载削者，可不务乎？”此将褒贬视为史书主要功用。同时，褒贬与真实并提，显然认为二者可以并存，至少存在通路，并非水火。此种通路之一，即所谓“春秋笔法”。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并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可见其果决。现代历史学兴起之前，即有质疑孔子之褒贬是否得宜者，未见以为史书不可褒贬者。笔为载记，削为删除，此即今日论史者所称历史学家之选择，古人视为当然，并不讳言。然而笔削之际，又有权衡。刘知幾称：“《春秋》所贬当世君臣，其事实皆形于传。故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可知孔子对于现实威权，不能无所委曲，然而仍以婉转方式，存其褒贬。以“微言”存“大义”，至于征、伐、诛、弑、奔、烝，一字褒贬，虽涉隐曲，犹致谴责。
古今价值观不同，孔子褒贬尺度，早已过时。史书过度强调褒贬，造成诸多刻意隐讳、神化，为孔子以降中国传统史学显然弊端。然而明揭史家有所褒贬，却为坦率做法。19世纪欧洲史学受科学主义及对启蒙理性过度自信影响，刻意追求使历史学接近自然科学，进而夸大史学揭示规律、法则功能，夸大历史书写客观性，实际上又无法摆脱主观性与价值取舍，影响及于各国，竟至中国历史学界风靡响从。设若当初欧洲及中国史学理论家于史学史多做揣摩，体察人文意蕴，当可取其所宜而弃其已甚，不至于往而不复，为后人诟病。晚近新潮史学理论家于指摘“客观主义”史学之际，竟将历史学客观性大举抹杀，倡言历史学与诗学无异，史家无法证实任何事实，只能构思文本、驰骋思想、展现才艺，毋乃矫枉过正？究其所论，亦只就19世纪欧洲“客观主义”史学立说，及近而不及远，其弊正与19世纪史家相似。史家研究、书写必以思想贯通，必有价值观融入，此古今通理，亦非极高明者方能得见。然而史之可立，仍在信实。经验事实无可征信，则一切议论悬空，思想亦成梦呓。古人以实录、直笔与褒贬相颉颃，正因深知直笔难能而褒贬亦不可放纵。
（三）疑古
史家推崇实录，非止于有所征引，必尽网罗之能事，参酌推究，累之既久，遂成疑古、辨伪、考异之学。汉代学者经秦火之后，于所见文献多所质疑。刘知幾提及，汉宣帝时有河内女子献《泰誓》于朝廷，得与伏生所诵共合《尚书》30篇，并行于世。然而“其篇所载年月，不与序相符会，又与《左传》《国语》《孟子》所引《泰誓》不同，故汉、魏诸儒，咸疑其谬”。汉代今古文之争，亦以辨别古籍真伪为主题。可知疑古由来已久。
刘知幾认为，史家作史，当如“明镜之照物”，“妍媸必露”；如“虚空传响”，“清浊必闻”。以此而观孔子以下前代诸史，多有不及。其论孔子，言其于笔削之际，有所偏私：“故观夫子之刊《书》也，夏桀让汤，武王斩纣，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观夫子之定礼[《礼》]也，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簒弑’。观夫子之删《诗》也，凡诸《国风》，皆有怨刺，在于鲁国，独无其章。观夫子之《论语》也，君娶于吴，是谓同姓，而司败发问，对以‘知礼’。斯验圣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其下竟列10条，证孔子之失，不稍假贷。其外又言《春秋》为“虚美”之事5条，告诫不可盲从。甚至直言：“自夫子之修《春秋》也，盖他邦之簒贼其君者有三，本国之杀逐其君者有七，莫不缺而靡录，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无乃乌有之谈欤？”
刘知幾推重《史记》，然并非不疑。如于《五帝本纪》所载瞽叟与象令舜穿井而以土填充以害舜，而舜“穿井，为匿空旁出”，以及《滑稽列传》所述孙叔敖病死数年后，优孟着孙叔敖衣冠，与楚王抵掌而谈，欲以为相事，皆荒诞不经。至于刘向以后之书，舛误尤多。刘知幾认为盖因史家不能博采众书，索隐辨缪：“其叙事也，唯记一途，直论一理，而矛盾自显，表里相乖。非复抵牾，直成狂惑者尔！寻兹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识惟愚滞。或采彼流言，不加铨择；或传诸缪说，即从编次。用使真伪混淆，是非参错。盖语曰：君子可欺不可罔。至如邪说害正，虚词损实，小人以为信尔，君子知其不然。又语曰：信书不如无书。盖为此也。”此中可以看出，疑古是基于史学求真诉求而对于历史书写依据的严格审查。审查思路包括在穷尽史料基础上进行比较，对其异同进行分析，追问隐含线索，揆诸事理，加以取舍。故由疑古可以开出考异、辨伪、考证种种实证方法，综合谨慎实施，方可与言作史。疑古对象包括史事，亦包括史书，甚至已经居于典范地位之经书。刘知幾以后，历代不乏疑古之作，清代乾嘉学派尤其成就斐然，以至梁启超、胡适、傅斯年等认为其有科学实证精神，顾颉刚等融汇中西考据、实证之学，刊行《古史辨》。观前述刘知幾所言及其所列疑古诸般，可知不晚于唐初，考据之学从精神到方法，皆已具备了批判力，达到了较高水准。而所以有此，根基在于历史意识原就凝重。汉代以后，史书繁多，抵于唐初，可议可疑者累累。刘知幾多所辨析，详见《史通》外篇，不述。
（四）史才
史学于古人知识体系中既居核心地位，朝野内外，推究辩难，史书编纂之为学也日益高深，胜任其事者难得。刘知幾尝因人问而论史才：“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此言初就撰掌书“国史”者而发，当时官史学为主流，时势使然。其所揭史家素质，就当时史学范围、主旨而言，可称精当。后清人章学诚于“三才”之外，增加“史德”，其义其实已在刘知幾所云史“识”之中，特专门表出，再作阐发耳，此处不论。
“三才”之说相对于当下史学而言，则有合有不合。现代史学范围远为扩展，国家政治地位在整个史学版图之中，相对缩小，故刘知幾所云史“识”，以政治价值观为主，显有局限。又且，古代史学突出编纂作书，重存一代史事，问题研究在于其次。现代史学重问题研究，以各类专题为史书，叙事、论证、评价、隐喻，种种手段不一而足。史之为事既异，史家素质亦难一概而论。然而刘知幾所言“三才”核心意旨，实有千载不灭光芒。无论古今，良史必有其才，善序事理，文达辞雅，明察幽微，事涉禀赋，非人人等同。史事纷繁，载籍参差，流派争鸣，所见局促，无可采择，强以为书，虚空武断，造作必多，何谈信史？史家言千古事，心无是非，不辨直曲，抑扬凭借一己利害权衡，“秽史”之讥，在所难免。今人之视史学，郑重远不及古人，甚者仅以文章技艺视之，史家遂成文章家，去“三才”要旨，渐行渐远。
史才关涉书写，近人于历史书写，频繁论说，成一大话题，而所论与刘知幾所重，近成反悖。刘知幾主张史书“文尚简要，语恶烦芜”。又云：“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烦富。逮晋已降，流宕逾远。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未[夫]聚蚊成雷，群轻折轴，况于章句不节，言词莫限，载之兼两，曷足道哉？”“文约事丰”，与史书以叙事为主相表里。“以事言谓之史”，不繁多辞。然而魏晋以降，著书者雅尚文辞，因文害意，不免“乖滥踳驳”。其风延于唐代，《晋书》之修，“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现代史学视野扩大，方法增多，行文方式自不可以中国传统史学为局限。然而史学第一要旨，仍在呈现经验事实，所有解释、阐述、论证、表现、隐喻、提喻之属，建立其上。就史学而言，思想、文采皆不可架空行走，故无事实则无思想。近有力主史学与文学无异者，追随者未经详考，轻置考信于可有可无之间，“书写策略”笼罩一切，汪洋恣肆，不知其如“加粉黛于壮夫”，大失史学意蕴。古史之上者，不求当时闻达，求有益于后世。“夫人废兴，时也；穷达，命也。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盖《尚书》古文，《六经》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传》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晋，年逾五百，其书隐没，不行于世。既而梅氏写献，杜侯训释，然后见重一时，擅名千古……若斯流者，可胜纪哉！”此种意境，但取二三，将不至于擅凭文采作史，求一时之名。
四
结语
依据刘家和先生研究，西方古典文化重“逻辑理性”，中国古典文化重“历史理性”。此种文化和思维方式取向势必造成历史学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地位重大差异，从而使得历史学展开的形态、方式产生差别。中国传统中，历史学近于一切知识之轴心，充盈于一切知识之中，历史记载与编纂为国家政治运行重要维度之一，历史书写早已成为极其考究学问，历史学家亦一定程度专门化，在朝者待遇荣崇，在野者亦得普遍尊重。这种格局反哺注重通过经验思索所有问题之文化乃至终极关怀。西方传统中，历史思维从属于逻辑思维，历史书写基本为个人业余之事，历史学长期不能跻身合法知识体系。因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所说19世纪初期之前“历史是什么人都可以写的东西”，适合欧洲，不适合中国。西方历史学之长，至今仍在其与哲学紧密关联中。中国史学之长，在重经验事实。二者当适当融合，不宜但取一端。
中西史学传统交融，迟至19世纪末方才开始。而其时正当中国社会全面危机之际，仓促借鉴以求变革，不免鱼龙混杂。今人诟病之“线性历史观”、“科学主义”、绝对“客观主义”等等原在中国史学中全无根基之说，乘其来势，一涌而入。其后，西方哲学、史学理论界反省时弊，欧洲19世纪史学弊端指斥无遗，于中国史学界启迪甚多。然而历史学之于西方，列于合法知识体系其实不久，根基未稳，既遭如此颠簸，遂把其赖以侧身于合法学问之列的科学属性大幅度扬弃，同时更紧密地靠向哲学或者艺术。种种消解历史学独立性之言论皆显示出此种特征。此类言说解构19世纪欧洲史学有余，支撑历史学本身不足；启迪历史学扩展思路有益，充作历史学主体不堪。今重温《史通》，意在此种反省既然已经触及历史学根本性质及前景，论者当不自限于19世纪欧洲史学弊端，抑或欧洲史学一隅，适当关照中国传统史学所提供之史学意识暨经验，或者可于保持历史学之独立性略有助益。至于中国传统史学本身缺陷，前贤论证已多，且非本文主题，容且省略。
信息采集｜陈昊
文字编辑｜雷雨晴
媒体编辑｜郭俣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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