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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17日深夜，复旦大学发布讣告，著名核物理学家、教育家、复旦大学原校长、宁波诺丁汉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央文史馆资深馆员杨福家教授2022年7月17日在上海因病逝世，享年86岁。
据中央文史研究馆简历介绍，杨福家，男，1936年6月生。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曾任复旦大学校长、上海市科协主席、中科院原子核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协副主席、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2012年1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17年1月转为资深馆员。
人物经历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11日，杨福家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骆驼镇河角村。杨福家自幼机灵好动、淘气顽皮，小时候多次转学。
1954年，从上海市格致中学毕业，并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
1955年，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7年，卢鹤绂教授从北京大学回到复旦大学，并在最后一学期，卢鹤绂成了杨福家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
1958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留校，在原子核科学系做了一名助教，随即参加原子能系的创建。
1960年，担任复旦大学原子能系副主任。
1963年9月，被选派到原子物理故乡丹麦哥本哈根尼尔斯·玻尔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从事核反应能谱方面的研究（至1965年8月）。
1965年8月，从丹麦学成回国。不久，杨福家虽然没有遭受很大的冲击，但在中国已经找不到一间安静的实验室。
之后，被任命为原子核系主任，并且升为副教授。
1980年，晋升为教授。
1981年，成为复旦大学首批博士生导师，其后又担任了研究生院院长。
1986年底，中国科学院周光召院长邀请杨福家去上海原子核所（现上海应用物理所）任所长，杨福家却婉拒了半年。后来禁不住该所老党委书记巴延年“五顾茅庐”，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科技工作委员会书记的陈至立也登门劝说，杨福家同意了。
1987年8月，在陈至立同志陪同下走马上任，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
1988年，成为李政道教授主持的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中心特别委员。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1993年2月，在担任副校长两年后，被国务院任命为新中国第五任复旦大学校长，在2月25日的就职典礼上，杨福家发表就职演说。2月12日，杨福家倡议的复旦发展研究院召开成立大会，被推为院长。
2000年12月12日，英国诺丁汉大学董事会宣布，选举中国科学家杨福家先生为下一届校长（Chancellor，又译：校监，注：英国大学校长不处理具体行政事务，约相当于中国的名誉校长），从2001年1月1日起，任期3年。
2001年起，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校监），成为出任英国知名院校校长的第一名在籍中国人。
2003年1月5日晚，宁波万里教育集团董事长徐亚芬从宁波赶到上海，登门拜访了杨福家，要求和英国合作在宁波办一所诺丁汉大学。这一提议与杨福家不谋而合。
2003年底，原定3年任期已满，诺丁汉大学董事会继续聘请杨福家担任校长，任期从2004年到2006年年底。
2004年9月17日，宁波诺丁汉大学正式开学，任校长。
2011年1月，受聘担任上海建桥学院名誉校长。
2012年6月15日，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2022年7月17日，杨福家在上海因病逝世，享年86岁。
2004年，新京报曾采访杨福家，他说：有大爱才有一流大学
杨福家，著名核物理学家。1936年6月生，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3年2月任复旦大学校长。
2001年1月，英国诺丁汉大学校董会宣布，鉴于“杨福家教授的科学成就及国际影响”，正式聘请杨为下届校监，任期三年。这是英国重点高校第一次选举中国学者为校监。校监的责任包括主持每年一次的校董会，讨论学校重大事件并主持每年暑期的学位授予仪式。
“我们来谈个比较敏感的问题。”68岁的杨福家院士出语直爽。
6月3日，院士大会间隙，这位先后执掌复旦和英国诺丁汉两所著名大学的学者，用一种年轻人的语速，和记者谈起对国内大学建设的看法。
“看不懂”在上海话里有些特别的含义，杨福家院士用这三个字来表达他对目前高校扩张的感觉。他认为，扩张热是走不通的，而且将浪费我国大学迈入世界一流的宝贵时间。
杨福家说，小型学院位居世界一流的例子不少，上海中欧管理学院的三个专业已成为世界一流，而国内众多规模庞大的综合大学却达不到这个水平。“高校的体系，好比一支乐队，不应该只有钢琴，也应该有小提琴、大提琴，这样才能演奏交响乐。”
对于大学之“大”，杨福家的看法甚至有异于清华故校长梅贻琦。“大爱”更重要———一种宽松、宽容的环境，一种以人为本的爱心。“有了大爱，也能请得来、留得住大师”，而要把一个学生头脑中的火种点燃，不只需要技术训练，更需要爱。
看不懂国内大学扩张
新京报：历任国内外两所知名大学校长，您对高等教育一定有自己的理解，请您谈谈对国内高教现状的看法。
杨福家(以下简称杨)：国内高等教育我觉得很疑惑，看不懂。看不懂的地方主要是扩张地盘。拿我的母校复旦大学来说，50年前我进复旦读书，校园面积为6万平方米，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发展到18万平方米。而今年复旦有8块工地同时开工建设，在建房屋面积已经超出18万平方米。复旦占地多年是1500亩，明年校庆时要增加到6500亩。不单复旦，全国高校都是这样。河北某地为了建大学城借了20多个亿。我不知道这样的地盘扩张是为了什么。
新京报：这可能与国内高校争创国际一流有关吧。
杨：这么扩大和办成一流没有必然关系。今年“两会”期间，北大、清华校长提出，原计划迈入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要推迟，问我有什么看法。这客观上说明了中国大学迈向国际一流的速度远比扩招、扩张的速度要慢。
新京报：也许校园扩张也是由于招生的扩大，专业的增多。扩张之外，还流行合并、吞并，虽然还没有一流，先弄大了再说。
杨：中国的大学确实越来越大。以前拼命并校，不光是追求规模大而已，办学思路上也主张大而全，所谓“一流的大学必须是综合性大学”，后来又提“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一流的医学院”，最近还有人提出“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一流的文学院”，各个大学都提出向研究型、综合型迈进。其实，没有必要都那么“大”。
新京报：你觉得一个合理的高校结构应该是怎样的？
杨：高校的体系，好比一支乐队，不应该只有钢琴，也应该有小提琴、大提琴，这样才能演奏交响乐。
新京报：大学扩张还有别的解释，比如说拉动经济。
杨：教育拉动经济，现在看来是一个有问题的提法。眼下在提国有资产投资过大过热，教育领域的投资其实也是国有资产投资。高校有政府撑着，拼命向银行借钱扩张，欠下大量的债务，也含有投资过热的危险。今天的院士会议上不是还有这方面 的专题报告吗？
新京报：您觉得，眼下的国内大学扩张热是暂时现象呢，还是会成为某种常态？
杨：我相信是暂时的，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它浪费了我国大学迈入世界一流大学的宝贵时间。
小学院也可成世界一流新京报：大既然不等于一流，那么成为一流是不是还有别的思路？
杨：小型高等院校也可以成一流，其实在中国就有现成的例子。北大清华提出创办世界一流，不过是争取进入排名前200位。但在上海浦东，有一所规模很小的学院已经进入世界大学100强，学院的名字是中欧管理学院，是一所欧共体和中国合办的学校，历史不过10年，但它的三个专业：MBA、EMBA，还有高级经理培训班，都是世界一流的，学校连续三年排位在世界大学前50名。在国际上，小型学院位居世界一流大学的例子不少。
新京报：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似乎大固然不等于一流，但既然是一流大学，当然规模宏大、历史悠久，特别是那些名列前茅的国际名牌大学。
杨：恰恰相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曾多次排在世界大学前三名，但普林斯顿不过6000多学生，加州理工更少，才2100多名学生，它不把自己叫大学，叫学院。但它的航空航天和遗传科学、物理学都是世界领先。香港科技大学也不是综合性大学，办学历史不长，但它用了10年左右就进入世界300强之内。反过来看我国的大学，许多大学管理学院的历史已不止10年，大楼也不少，却没做到小学院能够做到的地步，又怎么能说一流的一定是大的呢？
大学之大“大爱”更重要
新京报：小学院成为世界一流，秘诀是什么？
杨：不管学校规模大小，要成为世界一流，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大爱”。
新京报：解放前清华的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不是指的有大楼，而是有大师。您在这句名言上又加了一个词“大爱”，具体指什么呢？
杨：“大爱”这个词的提 出，我想了很久，没想到特别合适的字眼，姑且这样表达吧。其实是说一种宽松、宽容的环境，一种以人为本的爱心。有了大爱，也能请得来、留得住大师。
新京报：我们的大学也经常在讲以人为本，在讲爱心。
杨：以人为本不光是空话，首先体现在投入上。比如中欧管理学院，创立之初就投入4500万欧元用于聘请教师。再如香港的大学，80%的投入是用在人的方面；而国内大部分钱是用来修房子，似乎我们又回到了“大楼”的阶段。其实，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离一流也就不远了。
新京报：国内的大学有一种量化的管理体制，一个教师每年的论文数量、科研成果，甚至论文被引用的次数，决定着他的待遇、名望和升迁。大家活在一种紧张的竞争之中。这种体制是否有助于追求“一流”？
杨：这样一种量化的考核体制是成问题的，是缺乏一所真正的一流大学拥有的“大爱”的体现。
我们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例，我在不同场合讲过它的两个故事：一个是它的一位教授迷上了费马大定理，8年之间不担任教学，也不搞其他科研，一心钻研费马大定理，最后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为数学做出了重大贡献。8年之间，普林斯顿大学可以容忍他沉迷于自己的兴趣而不承担任何其他教学科研任务，这在中国可能吗？
还有一个故事更有名，后来改编成电影《美丽心灵》，原型是普林斯顿一位大学教授纳什，因为精神刺激而疯癫，但学校30年间一直容忍他的存在，关怀他，后来这位教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故事感动了全世界。普林斯顿就是典型的有大师有大爱，所以它能成为世界一流。
新京报：最近国内一些高校的改革，走了一种加强量化考核的路子。你对此怎么看？
杨：我认为这肯定是有问题的。这种量化管理以工作量为标准，不可能有真正的“大爱”。对争取成为一流没有帮助。
学生进校第一天就应有人关爱新京报：一流大学除了对他的教师有宽容的爱心，对于学生是否也是这样？眼 下中国的大学，学生和学校、和老师的关系似乎越来越淡薄。
杨：确实如此。就拿我所在的英国大学教育来说，最高明之处就在于：从15世纪开始就实行导师制，每个人从进大学那天起，就有人关爱他。剑桥有一句导师名言：“我的烟熏将把一个学生头脑中的火种点燃。”人的头脑不是知识的容器，而是储存火种的地方，而找到火种并且点燃，不光需要训练的技术，更需要爱。从教师来说，需要负责的精神。比如诺丁汉大学，我们规定，教师在外兼职的时间不得超过1/5，而国内教师兼职的情况很难考察。
新京报：师生关系疏远，除了教师责任心，是否也和扩招太快，一个教师需要教育的学生数量大大增加有关。
杨：其实这里倒没有直接的关系，关键要看教师是不是全心全意。
哈佛大学医学院有一个导师，他一个人加上一个助手，管160多个学生。这些学生都是拿到本科学位之后才能读医学，类似于中国的研究生。我听说他管这么多学生，觉得难以相信，结果他拿出四张纸板，上面一共有160多张这些学生的照片。
我随便点了几个人，请他讲讲这些同学的学习、家庭情况，他都非常熟悉。学生叫他QuasiParent，也就是半个父亲。国内的老师上完课就不管学生了。这些人一般水平很高，在外事务多，很忙。他们跟学生的关系就是课堂上授课的关系。
新京报：师生的亲密关系，除了教师自身的责任心，是否也需要学校的努力？
杨：学校需要为师生的交流、为学生受教育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还是拿英国来说，牛津和剑桥都有不少学院，这也是中国好多大学扩张的理由，其实这是个误解。
牛津和剑桥的所谓学院是一个个社区，是学生和导师一起居住的地方，学生并不按专业居住，是综合的，导师在这里全面管理学生的生活。许多导师经过几年相处，对学生有深入的了解，根本不需要考试就能知道学生的水平。
再比如哈佛大学，它的校长办公室在一幢历史古老的大楼里，大楼的最高层却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的宿舍，能住在那幢大楼里是一种荣誉。再如耶鲁大学，它要求新生入学第一年必须住在校园里。这些做法都是培养一种社区氛围。学校应是学习做人的地方。第一任务不是训练(Trainning)，而是教育(Ducation)，只有这样才会产生最优秀的学生。
不是每个专业都要学到博士新京报：目前许多中国大学提出创办研究型大学，一些学校招收硕士博士的数量超过了本科生，出现了“倒金字塔”的情形。您对这种状况有什么看法？
杨：倒金字塔肯定是成问题的，中国人的心理什么都是博士高，这其实是个误解。对博士的理解也不对，非常功利化，硕士拿多少，博士拿多少。其实，不是什么专业都要读到博士。
新京报：哪些专业的学位要求更强，哪些专业更倾向基础教育？
杨：譬如说物理。在国外，如果你拿出自己的名片，名片上的头衔是物理学硕士，人家会觉得是个笑话，因为研究物理学，不读到博士是根本谈不上研究的。
而另一些专业，比如说工商管理，到硕士就够了。
如果一个跨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头衔是工商管理博士，人家也会觉得奇怪，因为除非是做研究，搞管理硕士就够了。再比如临床医生，强调实际经验，没有必要读到博士。现在中国大学什么专业都是博士学位最高。
新京报：现在中国许多高学位学生找工作难，而一些技工人才却很缺乏。
杨：去年英国发表了一份高等教育状况白皮书，讲到英国大学要扩招，高中进入大学的升学率由43%提高到50%。但它的扩招有明确的针对性，就是增加两年制高级技工。而我们的扩招没有这样明确的目的。个个家长都希望孩子有机会念本科，读博士。
来源：复旦大学、澎湃新闻、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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